儒勒·乐和甘事件，年2月13日法国使馆领事死于哈尔滨（满洲里）我和乐和甘先生在哈尔滨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39年5月。当时我从法国作为传教士跟随俄国移民一起过来。乐和甘先生即将回法国度假。他在1939年11月回到哈尔滨。我们的接触变得更密切了。当日本对美国宣战后，日本统治者和法国使馆的关系变得很紧张。日本人把美国人、英国人和加拿大人关进精神病院。他们为是否这样对待法国人而感到迟疑，但他们对在哈尔滨的法国领事不抱好感。第一件引起乐和甘先生警惕的事是：日本人拦截了使馆的中国秘书周先生，当时他在进行领事馆安排的公务旅行。日本人折磨这位秘书，直到领事抗议日本人才“表示道歉”。从此，乐和甘先生开始严肃地考虑，日本人是否对周先生施加了压力而让周先生为日本人服务。他也不完全信任另一个合作者——俄国秘书扎兰科芙太太。乐和甘先生在敌人的领土上感到非常孤单。
他经常向我吐露他的忧虑。他独自完成所有重要的工作，我在有空的时候帮助他。他只给秘书们毫不重要的文件。日本第二办公处被他们称为“军事处”。好多次办公处的人来看他，只是为了试探他。他们询问儒勒的政治倾向，对法国政府的看法，和对二战各种事件的看法。他们问儒勒支持贝当还是戴高乐。
乐和甘先生站在领事权限的立场上回答：领事不是大使。他和某个政府的政治无关。大使是由政府派遣，另一个外国政府承认的。作为领事，他永远扎根于领事馆。他的任务是代表本国的商业利益，并且保护本国的侨民。外交部的部长会一届接一届地更换，而领事馆却永远不变它只依存于外交部，而不依存于部长。它们与任何首领或部长个人没有关系。
作为优秀的外交家，日本人装作很满意儒勒的回答。但实际上，他们的间谍网在领事馆中越缠越紧。他们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来除掉这个干扰他们的机构：毒药。我亲眼目睹了乐和甘先生悲剧性的死亡。我个人确信，他是被日本军事处的人毒死的。今天，我不可能再为这个意见提供任何不可拒绝的物质证据。但我可以提出一些证明我这种看法的事实。
在乐和甘先生“生病”和死亡期间，我都在场。他自己也认为是被日本人下了毒。他对我重复说了很多遍，他是在城里吃过一餐午饭后，头一次感到了中毒的迹象。他甚至认为，毒药是日本人通过买通他自己的中国厨师放入的。
乘着儒勒虚弱的时候，日本人通过使馆内奸，进入了紧锁的领事办公室，打开了所有的锁和保险柜。乐和甘先生不知道这件事，直到有一天，他觉得好了些，就去办公室里找一份文件，突然发现保险柜都打不开了，被封死了。他立刻起草一份口头报告，标明了数据，并寄往北京。还找来一位俄国专家帮忙。这位专家拒绝打开保险柜，他说保险柜的封条上已经签了名，而且是杰作。他也不愿意在日本人方面惹麻烦。另一个工人试了试，打开了锁。这件事情的原因其实是日本人确认领事快要死了，想让他打不开保险柜，甚至请人也打不开，因为日本人害怕他们想得到的重要文件会被领事在临死之前毁掉。
从那以后，只能卧床的乐和甘先生需要检查某份文件的时候，不止一次给我保险柜的钥匙。北京方面很快了解了哈尔滨领事的健康危机，把天津副领事布方多先生派来暂时顶替他。布方多先生正好在乐和甘先生临死前几个小时来到领事馆。那时，劫掠也开始了。我和布方多先生不得不用晚上的时间来清理东西，把一切都锁起来。完成这项工作后，我们知道了乐和甘先生的遗嘱。布方多先生把领事馆所有能用的物资都寄走了。他组织了葬礼。保险柜的钥匙随后被寄到了北京。我们把乐和甘先生的私人财产做了清查登记。
第四部分：1927~1945：苦难岁月1927~1945
：苦难岁月我在这里，还要坚持为和我一起度过战时艰难岁月的乐和甘先生作证。我深深地感到法国在那里受到的打击，乐和甘先生与世隔离，很少走出领事馆，拒绝参加外部的一切会议活动。他经常对我说，决不接受一个战败的法国，也不接受一个被一分为二的法国，这些话他没有告诉其他同事。他只有一个希望，盟军以及坚持战斗的法国力量的胜利。我仍然能听到他痛苦的嗓音，说起两艘英国战舰被鱼雷炸毁的事。他不无讽刺地说起英国海军元帅，说他们僵守传统，了解现代战争的必须条件很慢。他认为每艘沉没的英国船都是对法国的一次沉重打击，因为它延迟了最终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