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汉远，上虞人，能诗画。尝膺保举寓京师时，吏部郭尚书知其能画，使人召之，不赴。召者曰：“冢宰，人欲求一见而不可得，子何独不住？”汉远曰：“吾以应荐而来，今往为之画，使他日得美除，人将谓以画得之。”卒不往。后卒旅邸，贫无所蓄，乡人裒金为敛之。近有钟钦礼者，亦上虞人，善画山水。以上司多好其画，辄以此傲人。无何，依托官府声势，诈取人财。事露，问发充军。间有持其画奉予者，予曰：“屋壁虽陋，不挂赚金贼画也。”古人看书画，一要师法古，二要人品高。人品不高，虽工亦减价矣。吾乡张节之先生见人收蓄黄廉使翰草书，即令裂去，云：“好人家却收此人笔迹！”其疾恶如此。
杭州府每岁春秋祭先圣及社稷、山川二坛，皆布政司官主之。如先圣固天下之所尊，而二坛神位，明有府社府稷。本府境内山川及城隍主名，知府却不得主祭，布政司统十一府，却只作所治处一府祭主。此等礼制，颇有窒碍。不知当时儒臣议礼，何以虑不及此？
《大明一统志》，即景泰间修而未成者，天顺间始成之。初修时，学士钱原溥为副总裁，尝欲志户口。而李文达以户口户部自有数，虑伤繁而止。按：《周礼》“献民数于王，王拜受之。”是民数朝廷之所重也。苟在所当志，何伤繁之虑邪？如以此为户部有数而不志，则内外文武诸司之设，吏、兵二部有数；学校、寺观，礼部有数，皆将不必志邪？文达既自用，而彭、吕诸公又皆务为简重，不相可否。故此书之成，不但户口之登耗无征而已。
浙江各府、县，布政、按察分司在府城者，大率规制如一；在各县者，按察分司多宏敞整丽，布政分司多狭隘朴陋。初疑按察能纠察，官吏贪污者，惧致罪而然。后至各府、县，遍览志书，见按察分司皆建自洪武间，布政分司，至正统七年以后始有之，乃得究知其所以然。盖国初纠察诸司，谳审庶狱，在内从各道监察御史，在外从按察司官处分。其时御史建员未广，有事则奉命而出，事竣即还，巡按亦未有专官。故按察之官，职专而权重。今分巡官各有印章，此可见矣。其后分遣御史巡按外藩，按察之体势由是始轻，且御史所至，更无察院，每止宿按察分司而已。分司既创于经画官府之初，则广狭丰俭得以如意为之，故其规制多宽广。又以御史所寓，礼宜致隆，故有司以时修饰，而华美中度。布政司职理民事，非奉部符不出。至宣德、正统以来，添官稍多，始议置分司，且其地率多即官府弃地为之，故规制不能如意。又分守官按临，不过信宿而去，故有司忽之，而修葺怠焉。此盖理势使然，非有意而优劣之。故虚心观理则理无不烛，疑心待人则人鲜无过。有官君子，不可不知也。
今府、谒、县《戒石铭》云：“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本蜀主孟昶藋作。全文二十四句，本名《令箴》。宋太宗爱之，摘此四句以刻石，更今名耳。近见绍兴察院石刻，高宗题其下云“近见黄庭坚所书太宗皇帝《御制戒石铭》，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厌宋德也”云云。后有端明殿学士左朝议大夫签书枢密院事权参加政事权邦彦、特进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吕颐浩等跋语，以为五代之余，遗民赤子，新去汤火。太宗皇帝哀矜抚绥，寄在守令，乃发大训，垂诸庭石云云。高宗暨其臣皆直以为太宗所自作，误矣。昶全文二十四句，详见《蜀志》并《史学指南》。
幼尝入神祠，见所塑部从有袒裸者，臂股皆以墨画花鸟云龙之状。初不喻其故，近于温、台等处见国初有为雕青事发充军者，因询问雕青之所以名，一耆老云：“此名刺花绣，即古所谓文身也。元时，豪侠子弟皆务为此。两臂股皆刺龙凤花草，以繁细者为胜。洪武中，禁例严重，自此无敢犯者。”因悟少年所见，即文身像也。闻古之文身，始于岛夷。盖其人常入水为生，文其身以辟水怪耳。声教所暨之民，以此相尚，而伤残体肤，自比岛夷，何哉？禁之诚是也。由是观之，凡不美之俗，使在上者法令严明，无有不可易者。彼以为民俗在所当顺，或以为政事当先所急，而不为之所者，皆姑息之政也。
尝闻胡地草皆白色，惟王昭君葬处草青，故曰青冢。朱温弑唐昭宗于椒兰殿前，血渍地处，今生赤草。岳武穆坟树枝皆南向。前二事皆不可见，后坟尝往拜谒，南枝之树，乃亲见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