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士们往往用基督教经院哲学穿凿附会的方法任意诠释中国经典，力图从中找出天主创造世界、灵魂不灭、天堂和地狱的存在并非虚构的依据。例如，他们以《诗经》中有“皇上帝”，《易经》中有“帝出乎震，”《中庸》中有“上天之载，无声无具”等语为根据，证明“天主道理，宇宙之内必有一自有无形无像造天地万物之主宰”(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译着提要》)。进而推导出“天主即经言‘上帝”’，“历观古书初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利玛窦《天主实义》)的结论。传教士白晋则走得更远，他从中国古书中索隐，认为<易经)的作者伏羲乃是亚当长子该隐的儿子埃诺。对<诗经?大雅?生民》的开篇：“厥初生民，时维姜螈。生民如何?克礼克祀。以弗天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风，载生载育，时维后稷!”白晋解释说：“当她(指姜螈)鼓足勇气献上牺牲时，内心充满了崇高的爱的意愿，这种爱来自意欲拯救众生的天上的丈夫，她缓步踏着至亲至爱人的足迹前行，全神贯注地等待她的神圣的意愿的决定。她内心的纯真的祭献之情在上帝跟前散发一股沁人心肺的气味，神灵的美德瞬时便进入她的体内，她那处女的腹中突然感到一阵骚动，其子后稷就这样孕育在姜螈腹中了”(转引自许明龙、韩琦《康熙的洋钦差——白晋》)。经过一系列极为繁琐的比照和推导，白晋得出了帝◎之妃姜螈便是圣母玛利亚，后稷便是耶稣，而帝◎只是一个神话人物的代称，并无其人，实指上帝。中国人在远古时代就认识了基督教的全部真理，并将此记载在各种古籍中。但后来由于种种变故，中国人将基督遗忘了，甚至连祖先留下来的古书也不懂了。所以传教士的任务首先在于唤醒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记忆(参见同上文)。
利玛窦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城，16岁中学毕业，人罗马大学攻读法律。1571年人耶稣会办的罗马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他在葡萄牙殖民势力的支持下，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奉使来中国，起初在广东肇庆传教。万历二十九年到北京，进呈自鸣钟等物，并与士大夫交往，主张将孔孟之道和宗法思想同天主教相融合。他曾介绍过一些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在他带动下，其他传教士也卷入译介西学的行动，形成明末清初介绍西学的高潮。他还带头向西方介绍中国儒学，《四书》的翻译便是实例。可惜他的拉丁文《四书》译本，并未出版。
把《四书》译成拉丁文而又出版的是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ProsperIntercetta，1625—1696)和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Lenatiusda
Costa，1599—1666)。他们合译了《大学》，取名《中国的智慧》(Sap&ntiaSinwa)，1662年(康熙元年)用木板刻于江西建昌，后带往欧洲。殷铎泽又将<中庸》、译出，取名《中国政治伦理宇》(SinarumSc&miaPolit&omoral)，1667和1669年(康熙六年和八年)分别刻印于广州和印度果阿，1672年重版于巴黎，书末附有《孔子传》。《论语》的最早译本，也出于这两人之手。
欧洲刊印孔子的着作，是在1687年。这一年，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us
Couplet，16241692)在巴黎印行了《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Sinarum
Philosophus)，中文标题称《西文四书解》。书中有中国经籍导论、孔子传和《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译文。所译四书中的三书，均是用的殷铎泽、郭纳爵的译本，并附注疏。此书据说是给那些到东方传教的人作参考的，但实际上对教会以外的人也同样有用。译本一出版就引起强烈反响。，1688年6月，巴黎的《学术报》上有个叫做柏尼埃(Francois
Bemier，16201688)的写道：“中国人在德行、智慧、谨慎、信义、诚笃、忠实、虔诚、慈爱、亲善、正直、礼貌、庄重、谦逊以及顺从天道诸方面，为其他民族所不及，你看了总会感到兴奋。他们所依靠的只是大自然之光。你对他们还能有更多的要求吗?”柏尼埃晚年对孔子发生了兴趣，曾试将柏应理的《孔子传》由拉丁文译成法文，但未出版。早在1662年柏应理曾主持选译了拉丁文本《中国箴言》，内容包括《大学》与《论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