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8至1689年，法国出版了柏应理《中国哲学家孔子》的两个法文节译本，一本叫《孔子的道德》，另一本叫《孔子与中国的道德》。1691年，英国出了一个英文节译本，也叫《孔子的道德》。有了法英文本，一般人就可以阅读了。这时候，整个西欧到处可以听到颂扬中国之声。在18世纪，谈到世界，总是说“从中国到秘鲁”，这差不多成了一般人的口头禅。
英国政治家、散文家坦普尔(William
Tample，1628—1699)爵士读了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后，十分推崇孔子的为人。他说，孔子是一位极其杰出的天才，学问渊博，德行可佩，品行高超，既爱自己的国家，也爱人类。他还提到孔子的文风，说“词句典雅，巧譬善誉。”他赞赏中国儒家“为政在人”之说，常常引用《大学》中这样一段话：“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他对孔子的着作是这样评价的：“孔子的着作似乎是一部伦理学，讲的是私人道德，公众道德，经济上的道德，都是自治、治家、治国之道，尤其是治国之道。他的思想与推论，不外乎说：没有好的政府，百姓不得安居乐业，而没有好的百姓，政府也不会使人满意。所以为了人类的幸福，从王公贵族以至于最微贱的农民，凡属国民，都应当端正自己的思想，听取人家的劝告，或遵从国家的法令，努力为善，并发展其智慧与德性。”很可能坦普尔所介绍、阐述的“为政在人”之说启发了诗人蒲伯(Alexander
Pope)，使他能写出这两行常被称引的诗句，“关于政府的形式，让傻子们去嘀咕；／管得最好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转引自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英国着名东方学家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746—1794)爵士接触中国古典诗歌，是从儒家经典引用的《诗经》开始的。据说琼斯读了《大学》之后，写了一篇论教育的文章，现已散失，仅存《大纲》。《大纲》一开头就引用了《大学》开头的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他用的《大学》是那时流行的程朱注疏本，柏应理的拉丁语译本也包括程朱的注疏。琼斯在《大纲》里说：“大学”是“大人物完善的教育，”“明明德”是“培养与增进他的了解能力，”“新民”是“协助与改善他的国民”“至善”是“主要的善、或永恒不变的善的习惯。”这样一比，总有点走样，但琼斯却抓住要点：他认为教育的最主要目的是“善”，自己的“善”，一个人的“善”，推而至于全人类的“善。”为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推广知识，并培养理解能力。(详见同上书)《中庸》的意大利译文，见于1687年出版的意大利文《中国札记》(Notizie
VariedellimoeriodellGna)，为该书的附录。此书为奥地利传教士白乃心(Joannes
Gmaber)所作，在他去世后7年才出版。他曾经为罗马教廷探寻欧亚陆路来过中国。
《四书》的全译本(实际上并无《孟子》)，是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Franeiscus
Noel，1651—1729)按照直译方法翻成拉丁文的，例如《大学》，他译为《成年人之学》．《中庸》则为《不变之中道》。他还译过《孝经》和《幼学》。卫方济于1687年来华后，先后在淮安、五河、上海、建昌、南丰等地传教。1702年被教会召回派往欧洲。1711年，布拉格大学刊印了他的《四书》译本《中华帝国经典》和《中国哲学》(Philosophia
Cinica）系统介绍了中国的儒家经典和古代哲学思想。在1783至1786年间，P?Pluqet又将卫方济的译本转译成法文。德国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1679—1754)在《关于中国人道德学的演讲》中称赞卫方济说：“他研究中国20余年，翻译了中国的重要着述。此人具有敏锐的理性和很强的判断力，据他自己讲，理性常常是模模糊糊让人捉摸不透的，因此为了能明白地认识真正的理性，他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在译着的前言中他指出书中所述并非隐含至深、高深莫测的科学，而是普普通通的道德学、伦理学、治家之说、治国之智。促使他翻译这本书的原因，一个是文章内容的湛深，另一个是为了众多的从事于这方面研究的人们。自中国人的思想传播到欧洲百余年来，有很多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但却没有完成。在详尽阅读了这本书以后，他发现，着述中蕴蓄着很高的哲理，需要有技巧才能把它们发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