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得鼻子通红的山民们,挑着箩筐,提着篮子,挎着背篓,或三五成群,或单行独步,从若干条崎岖的山间小路上走来,陆续踏上了那条仅能行驶一辆卡车的土公路,汇成一股断断续续的人流,朝小集镇走去。
这一天是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逢五逢十,赶场的日子。春周就在眼前,家家都要筹办一点年货。差不多所有传统的周日都被当成“四旧”破除了。哪怕是再穷的人家,米桶已经空了,也要设法借点,高高兴兴地吃一顿饱饭。无钱买肉的上山去打猎;实在运气不好,哪怕捉几只老鼠也行,剐了皮,用盐腌上,拿到火上熏一熏,香喷喷的,也算一样荤菜。
集镇上挤满了人,交换的货物大都是不值钱的。红薯米、干辣椒、白萝卜、芋头片、竹篮子、木火箱、棕蓑衣、纸灯笼、大石蛙、穿山甲、麂皮鞋、虎骨酒,就连最难找到买主的粗糠壳也有人挑来卖。运气好的早早地卖掉了挑来的土货,拥进供销社打一瓶酱油,买两包廉价饼干,扯一段花布,高高兴兴地穿过街市回家去。
常有那许久不见的亲戚在街上碰面了,让开拥挤的人流,走到僻静一些的地方,或站着,或蹲着,拿出烟包来,用从算术本上撕下来的硬纸片卷上两支烟,吞云吐雾,谈起各自的家事。临别前招手说一声:“过年来要呀!”
看起来,他们的日子也还过得去,欢欢喜喜的多,愁眉苦脸的少见。
差不多完全无人注意街市两边墙上的标语,好象山民们都是不识字的。其实,标语上的字眼很通俗,并无艰深的含义,就连不认识自己名字的老妇人也该辨认得出:这几个字是“贫下中农”,那是见得最多的“欢呼”、“打倒”、“万岁”。他们可不是历史学家,未曾知道,这些标语和这些字眼,具有时代标志的意义。
人人都是为了准备过年来赶场,只有一个人,显然不是。她是一个女人,看上去已经衰老了,焦黄的头发象一把枯棕,一身瘦骨撑不满那空荡荡的黑布棉袄。她跪在路口上一棵大树底下,脖子上那块用细麻绳吊着的很厚的松木板,宕在胸前。松木板上写着“山匪婆”三个字。她手上提着一面破锣,每过半分钟敲一下,瞠!招魂似地喊一声:“我不该宣传迷信!”
她的锣声和喊声给喧闹的集镇添了一场独角戏。尽管这是唯一的娱乐,而山民们并不热心观看,远远地抬头望一眼,低着头从她面前走过去。
她的观众全是一些野孩子,光着脑壳的,吊着鼻涕的,啃着生红薯的,破布鞋露出脚趾头的……他们笑着,挤着,用红薯蒂、小石头、干牛屎这些东西开展了一场比赛,看谁能投中她手上那面破铜锣。投中了,瞠的一声响;投不中的打在她手上、身上、脸上。他们发疯似地喊叫着:“打死山匪婆!”偶尔有大人跑来,从中拖出自己的孩子,掮一个耳光,打得哇哇大哭,一路揩着眼泪和鼻涕回家去。
“山匪婆”也在哭,成串的泪水落在胸前的松木板上,把字迹洗得模糊不清了。她向孩子们哀求道:“做点好事吧!莫打我呀!莫打我呀!”瞠!“我不该宣传迷信!”
不知从哪里走来一个姑娘,在孩子们后面久久地站着。从背后看去,她身材苗条,衣着合身,一对乌黑的长辫子引入注目。不需绕到正面去打量她的面日,就从她站立的姿势也能看得出,她不是本地山里人。孩子们没有发现她。“山匪婆”曾吃惊地望了她一眼,迅速低下头去。瞠!“我不该宣传迷信呀!”
“打死山匪婆!”
小石子、土疙瘩、干牛屎,雨点般密集地横飞过去。
“你们这是干什么?”长辫子姑娘从孩子们中间挤进去,转过身来说,“她犯了错误也不要打她嘛!快别打了,回去!都回家去!”
孩子们楞了,许多双吃惊的眼睛望着她一眨也不眨。他们发现她很漂亮,比宣传画上的卫兵漂亮得多,这个小镇上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漂亮的妹子,简直以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她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就跟在广播喇叭里听到的一样。大凡会说这种话的人都是有身份的,尽管她不比这些孩子们的姐姐大。
“散开!回家去!”那姑娘伸出两臂做着类似赶鸡的动作,把孩子们一步步逼向后退。“这又不是演样板戏,有什么好看的!谁再调皮就把他捆起来!”她的嗓音虽然是柔美的,却也还有几分厉害。孩子们果然畏惧了,退到很远的地方望着。
姑娘走到那“山匪婆”跟前,问她:“喂!你犯了什么错误?”
“我宣传迷信。”
“你为什么要宣传迷信?”
“我没有,我只说了一句红颜多薄命。”
“红颜多薄命?什么意思?”
“山匪婆”翻眼把姑娘望了一眼,心里好象在说,“妹子,你也是红颜女子呀,还不晓得你有一个什么命呢!”当然她是没有说出口的,甚至也不敢与她多搭腔,扬起锣槌又敲了一下,瞠!
“哎,是谁叫你跪在这儿打锣的?”姑娘又问。
“红……”那女人望了望左右,恨恨地说,“红山军。”
“红山军?”姑娘不懂,“是干什么的?”
“莫问我了,妹子,红山军听不到我的锣声,我……我不得了啊!”
“把这块木牌子取下来。”姑娘说着就动手,端起了那块沉重的木板。
“莫莫莫!妹子,取不得的。”那可怜的女人向她哀求着。
“怎么取不得?城里早就不兴这一套了。以前搞武斗的人现在正挨整呢!打死了人的还要坐牢,挨枪毙。你们这儿真落后,还在搞这些玩意儿。听我的没错,取下吧!”
“真的?”
“谁还骗你!”姑娘从身上摸出一把小刀子来,狠狠地一划,把麻绳割断。松木板沉重地落在地下,砸了一个小坑。
“山匪婆”一卸去了重负,用粗糙的手指摸了摸自己的颈脖,颤颤抖抖地说:“妹子,你真是个好人哪!”
“站起来吧!”姑娘说,“罚跪也不时兴了,这都是过去的花样儿,讨厌!”
“这怕……不……不……要不得吧?”那女人不敢相信姑娘的话,仍旧跪着,用探问的眼光望着她。
“起来!没事儿。”
她说得那么肯定。“山匪婆”估计她是有什么来头的,便依着她的话站起来了。姑娘若无其事地走开了。“山匪婆”把她叫住:“哎!我请问,你……你……”
“你问我是谁吗?”姑娘回过头来,想了想,说,“你就告诉他们好了,我是林科所副所长的女儿,长沙来的。”
那女人似乎并没有听清,还想问,姑娘却已走远了。
对此类打锣罚跪的戏剧并无兴趣的山民们,破例在这里围成了一圈。当姑娘对着他们走去的时候,他们自动闪开了一条通路。所有的眼睛都跟着她转,放射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光来,象是惊讶,象是赞叹,又象是佩服。姑娘却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就象从拥挤的百货商场出来一样,漫不经心。
人们转过身去,望着她的背影,一直把她进入那繁忙嘈杂的集市,淹没在其中不见了。
“山匪婆”竟然连打锣也忘了,站在那里象一个白痴。
忽然出现了骚动,山民们四散走开,犹如鱼群里闯进一条柴鱼。
是谁来了?在那边,有个背枪的年轻人,走路的样子象舂米,但很有劲,似乎决意要在地下踩出一个个深坑来。他不是军人,穿一身山乡常见的干部服,腰间系着一根军用帆布腰带,满脸杀气地走来了。
瞠!“山匪婆”顿时清醒过来,用力敲了一下锣,却忘了应该喊一句什么。
“好哇!”背枪的跛子老远喊着走近她,“牌子不挂了,跪也不跪了,打一槌锣,连喊什么话都不记得了,站在这里看热闹,好大胆!想尝尝枪托的味道么?”
“不不不!习海哥,你慢……慢……”打锣的女人哭丧着脸,哀求道,“不是我自己,我不敢,是有人叫我取掉牌子,站起来,打……打……”
“什么人?”
“一个女干部,长沙来的。”
“长沙来的?”跛子有点诧异,“是什么干部?”
“她说她……哎呀,我记不得了,好象是说……哦,人客组副组长的女。”
“人客组?”跛子认真地想了想,自言自语念道,“人客组,人客组,鬼来的人客组!”他眨了眨眼睛,往左右看看,又望望头顶上的天,下了一道命令,“回去吧!下次再搞破坏……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