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点之二：弃婴被弄残，被用于乞讨，然后被抛弃
这篇报道的第二个痛点，是对“东莞丐帮”熟悉的王秀勇，清晰地把“丐帮”如何把捡回来的弃婴弄残、用于乞讨、然后抛弃的过程描述了出来。过程极为触目惊心——
“这个帮主真的，他为了这个利润，有的把那个一岁两岁的小孩，那个时候呢是硬硬的把那个腿给他搞断，有的我看了有用那个砖头，用那个木板，那个小孩哭的，当时我。
敲了以后他这个腿上流脓，就感染，感染以后也不给他治，他慢慢这个腿就烂掉了，越烂得流脓，他越惨越惨他越赚钱。他就是叫小孩那个腿，不会叫它好，就你好了就疔了疤了，他也得用小棍敲一敲，给你敲的流血流脓。”
“他们就利用办法不让你说话，一般说话的办法有几种，小一点的他给你吃安眠药，强力安眠药叫你昏昏沉沉的睡上几个小时，利用你睡觉的机会，他去讨钱。等你醒来的时候他就把你抱走，再给你吃安眠药，这样的小孩寿命都很短，有的乞丐一看不行了，就把这个小乞丐就扔了，活活的就给扔了。谁看到谁也不敢捡。”
真的会有人丧失人性到如此地步吗？从以往的同类报道来看，这同样绝非虚言。2006年，一位76岁老人卧底丐帮两月，写出了《救救孩子，深圳街头弃婴和病残乞儿生存状况调查手记》，交给中央领导，温家宝总理亲自进行了长篇批示。这篇手记中，老人写到——
“我去探访了一个在深圳丐帮中出名的’花子首富’。此人长期盘踞人民南路、深南东路几座天桥，手底下控制着三四个病残儿乞讨，病重的常常失踪、下落不明，不久又会有新的病残儿出现。他下毒手把拐骗而来的病残儿拧断胳膊、打断腿，制造惨相，越惨不忍睹越能多要钱，有人说他一年能要个二三十万元。”
去年河南周口一对夫妻因犯组织儿童乞讨罪获刑，报道中如此描述他们怎么对待乞讨儿童——
“次日，任妮的家人发现，女儿头上有两块膏药大的疤；手指、舌尖、双耳和鼻孔等有多处伤损。任妮哭诉说，她在‘杂技团’里负责表演‘软功’，向路人乞讨。一旦不想演或要不够钱，就会被’爸爸’翟俊殴打。翟用剪刀铰伤任妮的耳朵和鼻子，用铁钉钉她的十个指头。在一次殴打任妮后，’爸爸’逼她吃一摊刚拉的大便，‘用棍子挑着吃’，事后也没有给她漱口。”
这样的景象，已经不知该用怎样的词汇来形容。做出这样残忍恶行的犯罪分子，到底是怎样的心态？
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应当向残忍宣战
残忍的恶行从何而来？
出现残忍的恶行，是一个社会的失败，但不能把所有残忍恶行出现的原因，都归结到社会问题上。正如引发轰动的连环枪手周克华，他枪杀无辜平民，不是社会的问题，根子上是他自己的问题。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的行为也一样，不见得所有的“丐帮”都是如此地毫无人性，毫无恻隐之心，但做出弄残儿童、给孩子喂安眠药然后扔掉的穷凶极恶之徒，根本已经失去了作为人的资格。对待这样的犯罪分子，一定要用法律给予最严厉的制裁。
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社会的现实一定程度上给这种残忍的出现提供了土壤。正如最近同样引人关注的幼儿园给孩子喂病毒灵的事件，的确主导的园长才是首恶，但如果幼儿园的教师能够不为绵薄的收入所困，或许能有人站出来阻止恶行的发生。
北京首例组织残疾人乞讨案，“丐帮”刘社会一伙强迫盲人乞讨牟利，动辄拳打脚踢，甚至往盲人头上小便，但说起犯罪的肇因，也令人唏嘘——刘社会和妻子张新丽以前一直靠打零工维持生计，但在一次生病输血的过程中，刘社会感染了艾滋病，就一直找不到打工的机会，才来北京追随大哥打残疾人的主意。
刘社会弟弟因经营不善，赔了不少钱，打电话给刘社会，问北京好不好打工，得到的答复是“找个瞎子去乞讨要钱，跟自己打工挣钱差不多，每月能有1400元左右的收入，好的时候会更多。”
在一定条件之下，人的恻隐之心被抑制，残忍的恶得到释放，无辜的人们因此受害，这样的事情实在令人心痛。
为“免于恐惧”，“免于不适”，同时也为所有人的幸福，人们应当向残忍宣战
刑法二百六十二条“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设立以来，关于该罪名的法学研究非常多，但对现象本身的事实研究还很少。对残疾人、被拐卖儿童权益的侵犯，到底到了什么程度，相关报道也还十分欠缺。
这也使得人们在很长时间内当作特别重要的公共议题，2011年的“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微博打拐”未能取得预想效果后，很多人对此就不再重视。
然而，最近的这则报道说明，“丐帮”对残疾人和儿童的残忍恶行，可能已经非常严重。在一个以和谐、进步为目标的社会，这样的事态令绝大多数人感到严重不适，同时也是对所有人的一种威胁。
一个幸福美好的社会，任何恶行都并非与己无关，应当完全杜绝这种恶行。在报道中，卢剑秋的家人提到，即便错过了解救卢剑秋的第一时间，他们仍然反对报警，认为警察可能会包庇“丐帮”，这更是文明之殇。治理这样丑恶的现象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微博打拐告诉我们，一百个失踪孩子绝大多数都被收养，只有极少数成为“乞讨儿童。”然而只要想到这些“乞讨儿童”可能生下来就被拐卖遗弃，可能遭遇虐待致残，然后被抛弃，我们就必须站出来，彻底禁绝这样的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