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法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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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的宝贵品质应该包括：热爱学习，需要信仰，不存偏见，不怀仇恨，热心宣传，还包括富于同情，大公无私，献身精神，真诚，以及对于一切善良的、高尚的、纯朴的、伟大的、正直的、虔诚的事物所表现的热忱。因此，我诚挚地仅以此书献给广大青年。但愿这本书能像一粒种子，它的生命就在于，在我所提供给它的沃土中发芽、生长。
我原本的意图是献给你们一幅已经描绘好的图画，然而我所能交到你们手里的却只能是一张尚未完工的草图；虽然有违我的本意，但我想大家都能够理解：谁能完成一部重要的作品呢——在如今这个时代？所以请原谅我吧：也许看到这张草图的时候，你们之中的一位会大声叫喊着：Anch’iosonpittore！[译注：此为意大利文：“还有我，我也是画家！”据说，此话乃是意大利著名画家名柯莱奇（LeCorrege1489—1534）在拉斐尔的大作《圣·塞茜尔》前所说的豪言壮语。]像一位伟大的画家那样并拿起画笔，替我为在这张不完整的画稿添上颜色，线条，光影，赋予它本该属于它自己的生命。
广大的法国青年们，我知道也许你们会认为我本书的标题过于充满野心：居然敢妄称经济协调论！也许我企图泄露社会范畴中的天机？还是我企图泄露上帝为实现进步而赋予人类一切力量的机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真正的意图是引导你们到一条真理的道路上去。这就是本书不容低估其价值和重要性的中心思想：一切正当的利益都理应是和谐的。
曾经有一个流行着人们称之为社会问题的嘲笑的时期。必须承认，部分对社会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理应受到嘲笑。然而问题本身，无疑并不可笑；好比游荡在这是麦克白宴会上班郭的幽灵[译注：麦克白（Macbeth）谋杀苏格兰王邓肯后在苏格兰称帝（1040—1057），随即为了安心为王又谋害了邓肯属下的班郭（Banco或Banquo）以及知情的友人，莎翁于1606年前后借用此时并加以想象写成著名的四大悲剧之一《麦克白》，此处系指《麦克白》中剧情：班郭的幽灵只有麦克白能看见。此处更指代它们还必须使人们以及自由因素普遍接受这种为它们所偏爱的强制形式。]，只是，可想而知，这并不是一个缄默的幽灵，它时刻不遗余力地向惊恐万分的社会和民众大声疾呼：如果不予解决，就会死亡！
总有一天，你们将懂得：这个解决办法将因为其利益本身是自然而和谐的还是尖锐而对立的而产生根本不同。
当你们，青年们，遇到前一种情况之时，最好的办法是在自由中去寻求解决办法；而遭遇后一种情况的时候，你们若想寻求解决办法，则必须求助于强制。对于前者，你们能做的只需不妨碍利益即可；然而对于后者，利益则不可避免注定被妨碍。
众所周知，堪称自由的形式仅有一种。假如人们坚定组成液体的每一个分子本身就有能力能够造成一般的水平面这一理论时，人们必然从中得出结论：如果最终目的是造成这一水平面，最简单和最可靠的办法就是不对其进行干预。因此，假如你们站在利益是和谐的这一出发点，就该同意解决社会问题最简单最可靠的办法是：不妨碍并且不转移原有利益。
相反地，强制与自由不同，它能以你想象得到的任何一种形式和见解表现出来。因此，赞成利益是对立的这一观点的任何学派，除了将自由拒之门外以外，对于任何问题的解决都束手无策。不仅如此，它们还不得不得在无穷无尽强制的形式中，寻求出一种好的形式，——假如其中有一种可以称为是好的的话。
然而，在这一假定中，假设人类的利益必然将由其本性引向一个必然的冲突，而这一冲突又恰巧只有通过某种出于偶然才被发明的人为的社会秩序才能避免，那么，人类就足以算是走运了。因此，多数人不由得怀着恐惧万分的心情思考：
1．客观地说，有某个人能够找到某种令人满意的强制形式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2．这个人是否有足够的力量能让那些构想出各种不同形式的无数学派信服于他？
3．人类是否能够会听任自己在这种依照假定势必会妨碍一切个人利益的形式下乖乖屈服？
4．即便人类能够甘心穿上这件衣服，屈服于这种形式，然而想象一下，如果有另一个发明家能够带来一件更加迎合人们心理的服装，到那个时候人们会如何对待身上这件强制的外衣？人类的良知是否允许自己在一条明知是错误的路途上走下去，人们是否该随着时尚所趋和发明家的丰富创作而决定每天对组织不断进行修正呢？
5．当那些发明家发现自己的主张正遭到破坏、被人否决，这时他们难保不会联合起来反对那个被选定的主张。而这一主张的本质和目的越是触犯一切利益，也就越违反一切人类意愿，此时他们也就越有可能破坏这一主张，从而扰乱社会。
6．此时根本问题是，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力量，它足以克服对立的人类，而那种对立却被等同于人类所拥有的全部力量的本质呢？
在这里，我本可以无限提出此类问题去扰乱你们，但那不是本文的主旨，让我们直接思考最根本的几个问题：
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处在对立位置时，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处置强制的行动原则呢？其根据又何在呢？难道是在人类之外吗？或许吧，因为也只有如此，才可能逃避法律的追究和制裁。把专断权交到一部分人手里时就必须证明：这些人的本质不同于我们；还不得不证明他们有力量不会同样受到必然的利益原则的诱惑，以及当处在能够为所欲为和缺乏有效抵抗的情况下时，他们的思想是坚定不移的，他们的手是正义的廉洁的，他们的心是无私的公平的。
对于某种细节上的见解或某种政府的组合的主张并非经济学派同各种社会主义学派（我这里所指的是存在于在一种人为的组织中并在其中以其视角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的社会主义学派）的根本分歧；其根本分歧在于而是不同的出发点，即这个前提和中心问题：如果人类的利益能够是听其自由存在的，它会走向和谐还是走向对立？
显然，社会主义者们之所以能且只能寻求十分有限的一种人为的组织，是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自然形成的组织具有足够的恶劣性质，甚至是不能胜任的；而他们之所以持如此观点，自然形成的组织具有足够的恶劣性质，甚至是是恶劣的或者不能胜任的，则正是因为他们持有这样一种观点：人与人持有的不同的利益中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对立，若非如此，他们就不会去求助于强制——原本和谐的东西，根本不需要强制的手段。
因此，对立似乎无处不在：
对立存在于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
对立存在于资本与劳动之间，
对立存在于平民与资产阶级之间，
对立存在于农业与工业之间，
对立存在于乡下人与城里人之间，
对立存在于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
对立存在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
对立存在于文明与组织之间。
由此可见：
对立必然存在于自由与和谐之间。
而这恰恰说明了，为什么虽然慈悲充斥着他们的心房，然而仇恨之意却仍然冲口而出。他们之中每个人都把自己所持有的全部热情毫无保留地留给了自己幻想中的社会。至于那个我身处其中其中生活的社会，则注定迅速覆灭，以便照他们的心意在它的废墟上建立新的耶路撒冷。
我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若要得出自由的结论，经济学派必定得从利益的自然和谐出发。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即便多数经济学家都能得出自由的结论，而他们的出发点却并不都是利益的和谐。
在继续下文之前，为了使你们提防有人会不怀好意地用从我的上述意见中引出的极具歧义的推论来影响你们，我准备先就社会主义以及政治经济学各自的现状讨论一下。
“社会主义从未找到过一条真理，而政治经济学则从未犯过错误。”这显然是荒谬的不负责任的论断。
研究方法的不同是这两个学派的根本分歧。社会主义就好比占星术和炼丹术，它的根本方法是想象是而政治经济学则不同，它就像天文学和化学，是以系统的实验探究和观察作为方法的。
可以想见的是，就算两位天文学家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观察同一个现象，尚且不一定会得出相同的结论，甚至他们得出的结论大有分歧也十分可能。
然而即便虽有这个暂时的分歧，他们毕竟拥有同一种研究方法作为沟通的基础，通过不断的观察和讨论，分歧迟早将不复存在。他们终将承认殊途同归。然而可想而知，在运用观察方法进行研究的天文学家同运用想象作为基础的占星术者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尽管他们有时或许会偶然在某处相遇。
我想要表达的就是，如同天文学家和占星术者，政治经济学同社会主义的情况就是如此。
经济学家们主要研究的领域是人、人的组织的规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者们则只是凭空想象一种不着边际的社会以及与之相配合的不切实际的人心。
可想而知的是，科学可能本身不会出错，然而研究科学的学者们却注定会在某些方面出现小的偏差。因此，我们应该承认，经济学家们会做出错误的观察，甚至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我甚至要说，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说必然要以这些错误的观察作为开端。
但是请看看事实吧，我们应该以事实为依据。如果利益本身是和谐的，那么我们得出的结果就将是，任何哪怕是错误的观察也势必合乎逻辑地得出与之相对立的结论。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占星术士的策略又是什么呢？它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把经济学家们众多呕心沥血的著作中所不慎出现的若干错误的观察不怀好意地搜集起来，然后进行武断的推测，从中得出一切后果，然后证明其害处。然而我么不得不承认的是，直到这里为止，他们都拥有这样做的权力。然后，他们就一同跳起来反对那个观察者——比方说马尔萨斯或李嘉图——自然，这仍是他们的权利。但我们可以想见，他们的所作所为远不止此。由此开始，他们竟然罪恶地开始转而反对政治经济学，并且无知地控告它...剩余内容请长按扫描二维码或下载丁香书院APP继续免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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