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依据一个经皇帝裁定的诏令，全国各地开始大规模的焚毁图书，许多珍贵的古代文献由此销声匿迹。时过一年，又是依据皇帝裁定的诏令，一批在官方机构服务的术士、学者被活埋或流放。这两个事件史称“焚书坑儒”。
　　焚书
　　北伐匈奴，南平百越，天下莫不归秦，看来大秦要迎来歌舞升平，宴饮不休的盛世局面。为此，嬴政在咸阳宫大摆酒宴，以向臣民显示自己的光辉业绩。
　　帝国的元勋、重臣们峨冠博带、朝服鲜丽，在灯火辉煌的大殿中簇拥着春风得意的秦始皇，宴会在极为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着。在起坐喧哗、觥筹交错之际，群臣依次走到殿前三呼万岁，向帝国的皇帝举酒祝贺。秦始皇非常喜欢这种场面。当他看到人们因他的存在而感激涕零时，他内心深处常常涌出一股难以抑制的、难以名状的感情。这是一种自豪感，还是一种自我陶醉感？总之，他体验到了生命升华时那种强烈的满足感。
　　出席此次宴会的除了高级的文臣武将外，还有70名博士助阵。
　　秦朝的博士和现在的博士不同。秦朝的博士是一种官职，主要功能是参议时政。这些人包含法家、儒家、道家等诸子百家中的精英人物，其中以儒家和道家较为有影响力，大有在秦朝的法家思想中争战一席之地的趋向。
　　在秦国统一之前，嬴政从大局着想，能够将各家的政治精英兼收并蓄，以适应统一大业的需求，如对尉缭、李斯、顿弱、茅焦等人物的礼遇。
　　帝国建立后，嬴政把整个知识阶层由战国时代的宠儿，改造成为帝国统治下的驯服工具，让他们用一种思想、一种声音为帝国服务。为此，嬴政找到了以下解决的办法：
　　设置由国家直接控制的知识分子统一管理机构，将过去分散、流动、自由的知识分子集中到这一机构中养起来，但不许其乱说乱动，也不给予他们实际的权力，只让他们成为秦帝国政治橱窗中的装饰品。这就是博士制度。作为一种控制知识分子的制度，这应该说是秦始皇为了结束战国时代“处士横议”局面的创建。
　　当时政府共网罗了70位博士，其中包括如卢敖、淳于越、茅焦、叔孙通等人。他们的弟子被称为诸生，至少有数千人。博士制度建立后，这个官方机构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惟一的去处，再像过去那样自由已经是不可能了。
　　然而，博士制度在秦朝行政管理体制中的建立，诱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冲突，主要表现为博士所持百家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与法家文化的冲突、军功官僚与博士文官的矛盾以及秦国与东方六国本身固有的矛盾。因此，博士在秦朝野内外处于孤立和敌对的位置。
　　那些刚刚从战国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们，他们仍然沉浸在过去那种自由自在、独往独来的文化氛围中，而不能清醒地面对眼前冷酷的现实，即在秦始皇这位极权皇帝的统治下，留给他们的仅是歌功颂德的权利，否则他们最好是闭上嘴巴。
　　好了，知道了博士的由来，下面我们就看一看这些博士在嬴政的高级宴会上会有何表现。
　　既然此次宴会的性质是庆功宴，那么歌功颂德是少不了的。身为高级知识分子领袖的周青臣很识趣，知道嬴政在这种场合请来他们这些人，不是让他们来看热闹的。为此他首先端起酒杯带头给嬴政拍马屁：
　　陛下驱逐蛮夷，平定天下，日月所及，莫敢不从。今百姓乐业，共享清平，此乃陛下一人之功啊！
　　嬴政虽然对此等赞叹已经习以为常，但此语听起来还是相当受用，自然喜形于色，春意盎然。
　　但是，周青臣的这句马屁却引起了他的一个同僚的反感，这个人就是淳于越，他出言指责：
　　我听说殷朝、周朝统治天下达一千多年，分封子弟功臣，给自己当作辅佐。如今陛下拥有天下，而您的子弟却是平民百姓，一旦出现象齐国田常、晋国六卿之类谋杀君主的臣子，没有辅佐，靠谁来救援呢？
　　正在陶醉于歌功颂德之际，没有想到博士淳于越迎头泼了一瓢冷水，嬴政为此大为不快。然而，淳于越并没有在意嬴政表情的变化，还是接着滔滔不绝：
　　凡事不师法古人而能长久的，还没有听说过。刚才周青臣又当面阿谀，以致加重陛下的过失，这不是忠臣。
　　淳于越朗声讲完上述这番话以后，整个朝堂立时变得静悄悄。
　　大臣们都明白，田氏代齐是战国初年齐国的一件大事。齐国始封之君是周朝开国功臣姜太公，所以，齐国国君是姜姓。田氏来到齐国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田氏采用小斗进、大斗出的办法收买民心，齐国百姓纷纷奔到田氏门下，田氏势力与日俱增。最终结果是田氏铲除了其他公族的势力，并于公元前378年，代替姜姓成为齐国国君。这是中国历史上由一家非公族的卿族取代国君的著名事例。淳于越担心秦国不封子弟功臣，将来也会出现类似的事件。淳于越的观点非常明确，就是恢复封建制，这实际上是直接针对秦始皇的郡县制而阐发的。
　　焚书之时已是秦始皇三十四年，当时的社会已危机四伏，在这样的时刻，从秦朝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也应让臣子各抒己见，广开言论，寻找对策。就像当年未统一中国之前的秦王政，博采众议，从谏如流，落落大方，对形势保持清醒头脑。
　　可是到了晚年的秦始皇，在臣子的吹捧和一片神话的声浪中，越来越觉得自己神圣不可侵犯，当年允许臣子抗礼的风度，深听异见的作风荡然无存，再也听不进不同意见，更容不得半点批评。
　　秦始皇听了淳于越的话，非常气愤，庆功宴已经变得索然无味。于是，他马上下令停止宴会，让群臣讨论淳于越的意见。
　　李斯，同样是个主张严刑峻法的法家。身为秦国的丞相，他是秦国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者。李斯作为法家的代言人，当然第一个站起来反对：
　　现在时代变了，我们要与时俱进啊。一个时代自然有适应这个时代的管理制度。现在陛下开创大业，建立起万世不朽之功，岂是你们这些死书呆子能明白的……况且淳于越说的这套乃是三代之旧事，有什么值得效法的？
　　李斯在此坚持郡县制，反对分封制，本无可厚非。但他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多费唇舌，因为他早已揣摩到皇帝的兴奋点并不在于此，而在于如何使不知趣的愚儒们闭上他们的嘴巴。所以说到此处，他突然把话峰一转，扯到另一个问题上去。
　　他针对淳于越这类人说道：
　　现在天下太平，法令出自陛下一人。你们这些读书人就应该好好学习陛下制定的法令。天天正事不干，就知道在这里诽谤当世，蛊惑民心，还要陛下效仿古人，简直是为害当今。如此恶劣行径如不加以禁绝，那皇帝之权威就要每况愈下，知识分子的朋党就要形成气候，所以必须明令禁止。
　　臣请求陛下批准：不是秦国史官写的史书全部销毁。不是博士官职务的需要，各地藏匿的《诗》、《书》和诸子百家之书，全部交到郡守处集中销毁。有胆敢再藏匿或聚众谈《诗》、《书》者一律处死，有胆敢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员知情不报，同罪。令下三十天不销毁者，受黥刑，罚作城旦。医药、卜筮、农家之书不在禁毁之列。今后有人要学法令，就跟着官吏们学习。
　　淳于越极力主张“师古”、“分封”，是对秦政治传统的彻底否定。因此，淳于越的主张，触动了秦始皇对战国分裂割据状况的担忧，引发了他对分封思想和倾向的反感。他或许认为，博士们主张师古、分封，是为了谋求六国复立。这是他坚决不能允许的。在这种情况下，李斯的言论立即获得了他的首肯。他试图通过“焚书”的方式消解被兼并王国人民的“准国家意识”，以强力推进文化统一进程，维护全国统一局面和秦朝的统治。
　　焚书之时已是秦始皇三十四年，当时的社会已危机四伏，在这样的时刻，从秦朝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也应让臣子各抒己见，广开言论，寻找对策。就像当年未统一中国之前的秦王政，博采众议，从谏如流，落落大方，对形势保持清醒头脑。
　　可是到了晚年的秦始皇，在臣子的吹捧和一片神话的声浪中，越来越觉得自己神圣不可侵犯，当年允许臣子抗礼的风度，深听异见的作风荡然无存，再也听不进不同意见，更容不得半点批评。
　　于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焚书令产生了。
　　诏令下达，各地纷纷点燃了焚书之火，不到三十天，民间大部分违禁书籍化为灰烬，只在皇家图书馆保留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藏书。嬴政造成了中国古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文化浩劫。
　　面对着黑色恐怖，朝廷中再也听不到反对意见了，民间的学术研究也戛然而止，舆论界除了颂声大作之外，是一片沉默。
　　不过知识分子又怎能离开书籍、离开知识、离开文化呢？一些人凭着良知和责任感，冒着生命危险，做了有功于千秋万代的事情。嬴政在焚书，一些知识分子却在藏书。他们所以敢于与嬴政对着干，是由于他们不相信黑色恐怖能永远吞噬这个世界。知识就是力量，知识使他们透过阴霾看到了希望，他们相信会迎来光明。
　　更为可惜的是，项羽入关灭秦后又放了一把大火，将仅有的一份珍藏本焚烧遗尽。如果没有这把大火，或许可以将损失降到最低。因为，嬴政并没有把文化典籍绝版无存，而是在图书馆收藏了一套古今图书。但是，这位崇尚武力、追逐虚名的徐楚霸王，只知道搜刮财宝、劫掠美女，东归故乡之时，把秦朝宫室一概焚毁。
　　嬴政的确无意灭绝各种典籍，只是不准广大臣民利用这些典籍反对他和他所建立的王朝。但是，这并不能减轻嬴政的罪责。
　　嬴政焚书是为了统一思想，这是一种典型的帝国行为，在古今历史上，以强制性的手段消灭异端，统一思想，可谓司空见惯。然而，以诛其人，毁其书的方式统一思想，无疑是暴虐行为。嬴政本来有更适当的方案和手段可供选择，而他却选择了最不可取的手段。不管嬴政焚书有多少个理由，这个行为时必须予以严厉谴责的。
　　坑儒
　　焚书的硝烟还没有散尽，“坑儒”的惨案又在焚书的第二年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发生了。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早在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即嬴政第四次巡游的时候，在北方遇到了自称能够找到长生不老药的燕人卢生，便派他去寻找仙人。
　　卢生出海寻找仙药未果，却给嬴政带来了“亡秦者胡也”的谶言。由此有了嬴政北伐匈奴之举。之后，求仙心切的嬴政还派了韩终、侯生、石生等一批方士也去寻求长生不老之药。
　　三年之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卢生还未找到仙人，并且告诉嬴政：
　　灵药之所以迟迟未得的原因是宫廷中有鬼，神仙不肯来，只有隐蔽自己的行踪，神仙就会与之见面。
　　嬴政对卢生的话并无怀疑，随后又下令：首都咸阳方圆200里内的270座宫殿全都用暗道连通，用帷帐把门窗遮住，各宫之内都悬钟立鼓，让众多美女住在其中，任何人不得随便更换住处，也不让任何人猜测到他的确切住处；如果宫内有人胆敢泄露他的住处者，杀无赦！
　　此间，嬴政出游梁山，看到李斯的车队很气派，超出了丞相的规格，就私下埋怨了几句。哪知他身边的侍从将此事告诉了李斯，李斯此后出行从简，不敢再张扬。
　　此事被嬴政知道后，非常生气：泄露了皇帝的行踪，就等于破坏了求仙之路。于是嬴政下令追查此事为何人所为，结果没有找到，嬴政下令将自己评价李斯时在侧的全体侍从统统处死。
　　杀死随从事件发生之后，最为害怕的就是卢生和侯生了。面对着嬴政一天天的催问，卢生脆弱的神经都快崩溃了，他知道：什么时候找不到拖延时间的理由，什么时候就是他的死期。看来皇帝身边不能久留，迟则生变，必须马上离开。
　　于是，卢生找到了侯生商量此事，最后二人决定携款潜逃，有知识的人是死要面子，为了给自己的逃跑也要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二人在临走之前对嬴政一顿痛骂：
　　秦始皇天生是个刚愎自用的人，自从他以一国之力兼并天下之后，更是不可一世。这位皇帝专门任用刀笔之吏，结果现在成了酷吏的天下。我们这些博士虽多至70人，不过是他的装饰品而已，就连丞相和群臣也只能按他的意图办事。这个人喜欢动用刑杀来耍威风，闹得人人自危，无人敢进忠言，现在是‘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这样下去实在不堪设想！
　　二人大骂一通后，溜之大吉。
　　秦始皇这一怒非比寻常。一是此事发生在焚书事件后的第二年；二是秦始皇斥巨资求仙最终却一无所得，深感上当受骗；三是方士们的诽谤让秦始皇难以承受。
　　秦始皇历数方士之罪：韩终这帮家伙不辞而别；徐福花费巨万，最终没有一点音信；卢生接受巨额资助，现在还诽谤朝政。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秦始皇下令逮捕在京城咸阳的诸生，并派人私下访查。秦始皇并为此事定了一个基调：“或为妖言以乱黔首。”这句话分量极重！这意味着侯生、卢生的议政与逃亡已经被秦始皇定性为一场针对大秦帝国的妖言惑众罪。
　　接下来是大逮捕、大审讯，被捕诸生又相互揭发，牵连了四百六十人。
　　秦始皇将此四百六十人全部活埋，并通告天下，引以为鉴。坑杀的目的是“使天下知之以懲后”，也就是教育后人不要再进行诈骗的事。咸阳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使坑“儒”具有很强的“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的示范作用。始皇坑“儒”的真正原因可能是这些有儒学背景的方士没有如期制造出不死仙药，犯禁而依法就要受到惩治。
　　皇长子扶苏向始皇进谏：天下刚刚平定，远方百姓尚未宾服。诸生都是读书人，皇上用重刑加以惩罚，恐怕会引发天下的不安。
　　这番话秦始皇当然听不进去，非但如此，扶苏还被秦始皇派往北方到蒙恬长城军团担任监军。这等于是贬出京城。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坑儒”事件。
　　秦始皇推行“焚书坑儒”，禁绝百家，以吏为师的直接结果，从根本上窒息了人们的思想，堵塞了对事物进行探讨之路，扼杀了文化的发展，把秦王朝的集权政治推向了极端，没有了不同意见，就没有比较和选择，也就失去了应变能力，这就决定了秦王朝的极端政策迅速滑向灭亡。因此说，“焚书坑儒”绝不是秦始皇政治棋盘中的一步好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