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脸上的伤直到一周以后才好了。但那一顿暴打也将我打清醒了。是啊，他说得没错，他只不过又一次揭开了我时时为自己揭开的伤疤，那只是我恼羞成怒罢了。唉，我太不冷静，他只不过无意中说对了一个事实，我用不着那样暴怒。不就是我自己没用吗？我不就是一个懦夫吗？我不想听别人说我是一个懦夫，难道我就不是懦夫了吗？
我让自己最快地冷静下来，又让自己最快地进入状态，在我养我脸伤的这段时间，我整理了我对孙志文写下的几篇稿子。还有我假装民工的亲属们去看望在以前被他的保镖们打伤的民工，我从那些民工那里知道了当时的情况，真的就如同钱毓婷所说的那样无故殴打致惨致伤致死。有一个民工的腿被人踏成粉碎性骨折，再也复原不了，我去了的时候已经截肢了——那还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小伙子，他流着泪痛心地告诉我说，“都是那两个贱人，想到老板那里去拍马溜须，没想到却找死了，还连累大家都这样了，我们的这场官司还得打，我们还不相信没有一个讲理的地方。”
我暗自摇了摇头，我对自己说，“有吗，我们的报纸难道还代表这个世界上的正义之声？我也不是做了那样被安排的报道吗，我为一个贪污犯明目张胆地不是将他讲成了一个保护环境的先驱与英雄吗？还为那个工业园里被无故驱逐的企业辩护那个贪污犯说那不是为了保护环境所做的一种策略吗？我还不知道报社为什么会如此包庇他，这还可能不是这个新闻栏目被政府收卖了的原因，也许还有别的什么目的，但我就如此稀里糊涂地做了这种交易的遮掩体，我用我在读者那里树立的铁腕形象将他们彻底地保护好了。”
我记起了吴兴安对我说过的话，这个报社是最肮脏的交易场所。难道有一天我也促成了这样的交易吗？我看着这个断了腿的民工忽然浑身寒冷。难道我也做了他们的什么阴暗中交易的帮凶？
那个民工看着我说，“岳记者，你怎么了，你那里不舒服吗？”
我清醒过来，对他说，“我没什么的，如果你们果真要那样做，你们还没有合适的人可以写材料，你们可以找我，我会帮忙的。”
“那好啊，岳记者，那就这样说定了，我们正愁没个人给我们写材料呢，你看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写写算算的人！”那民工说。他们当中有一个五十岁的头发花白的人的肋骨被打碎刺破了肺部，做了手术，但这会儿好了些。还有一个人头部被打破，他的纱布还缠在头上，他笑着说，“我已经好多了。”还有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的胳膊被打断了，手臂上还缠着粗重的石膏。从脖子那里绑着一个绷带。还有一个的眼睛角膜被打坏了，医生告诉我说，他的眼睛即使治好，也会影响视力，他活到五十岁以上就会双目失明。还有一个人的脚从脚背那里刺穿了，伤到了筋骨，会留下后遗症。他们受伤的都有六个人，而这里面受伤最重的可能就是那个截肢了的三十岁的男子。他们再把整件事的前因后果都告诉了我。我的念头里已经整理好了书写的这个材料，我将它们理顺了。
我给他拍了照片，还让医生出示了医疗证明，并将这些证明都拍了照片。我告诉医生，如果这些人出院的时候给他们开好合法的医疗证明，还要在医院里进行备案，好在将来用得到。医生看着这些人露出同情的神色，他们知道我是报社的记者，还把一部分希望寄托到我这里。他们很尊重我的建议，那一时候我暂时地忘了我为一个贪官污吏做假证的劣迹，而感到做为一个记者在社会上引起的尊敬与寄托别人信心与希望的分量！我在一段长长的时间里一直被这种分量鼓舞着，只要我没记起来我为社会最肮脏的东西进行了某种交易——我就一直受到鼓舞！
后来，我按照他们叙述的东西写了一篇材料，交给医院里的民工。我还在暗中将它复制了一份，用作备案，这些东西也许以后会用得着。我甚至将我书写孙志文的新闻稿还有吴兴安的一部分与孙志新有关的新闻稿都收集起来。打成一个册子，我设想着将来有一天这些东西会将他送进坟墓！
屋子里安静极了，我将吉它放下来，这种沉默让我感到我身边的高加林可能睡着了，我底头看了一眼，但他的眼睛睁着。他的眼睛很沉静，我知道他在沉思。
“你想什么呢？”我问。
他两只手还交叉在一起放在头下面，头枕在我的被子上躺在我床上。
他轻轻地摇摇头说，“岳阳，真的，我们虽然活在这个时代，但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太多了。我们一直多么单纯啊！”
我又说，“但我知道这个时代里的价值观发生着变化，我的观念也跟着时代在变化。
就正如江少波一样，他是一个贪官污吏，但他同时是一个对环保意识的积极倡导者，在他当道的时代，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初期，环境问题还未被如此提上日程的时候，他就已经在积极地倡导，他是一个真正的环保主义者。
有时候我想的是他在一方面也是对的，这个世界上的人们都盯着最表面的东西，看到有人发财了就要眼热，有人走运了就要妒忌，还一心要挖出他走运时的不干净，比如他可能谋了财害了命，就是这类人没有干那些事情，有心人就是要给这种人按上某些罪名——就是要给这部分幸运儿戴上一顶帽子，将他们压在帽子下面，否则就不舒服。
加林，这几年我对孙志文也改变了看法，我也是他的受害者，但我还是改变了我的看法——做为地产界的大亨，他创造了一个奇迹，这个奇迹虽然搅乱了当时的那个我已经离开多年的城市的某种经济格局，也对计划经济时代带来的一场不小的风暴，但他还是创造了最有价值的东西。
那就是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他将他的工程过硬的质量当作标本立身之计。
我一直想如果去年的那场举世罕见的大地震假如在我出生的那个城市发生，孙志文经手建造的大楼桥梁还有别的地铁，公路什么的都可能躲过此劫，不会倒塌，因为最容易出事的建筑物大多数都是豆腐渣工程。
我后来想在他建造的工程上做做文章，但他的工程上不存在任何问题，就在那段时期，我还明白了，我们国家的高端写字大楼的年限一般都在三五十年以内，不超过五十年，但据权威部门鉴定，孙志文经手的高端大楼却与欧美国家的大楼的年限非常接近，都在六七十年或者以上，他的管理与业务上都超过了我们国家对这种大楼的年限要求。
在某种意义上说，自然灾害也是人为的次级灾害。
他还创造了他自己的文化价值，那就是他那么庞大的财富的一大部分设立了公共基金，还在西北，西藏几个贫困地区进行了个人援建。加林，有时候我想，要衡量一个人的功过，就要对这个人冷静客观地加以分析与判断，不能带上任何个人的情绪，那样就会有失公允。
那就要公正地看他做出的贡——只是这个张扬的人却不知道如果一个人少与这个世界的人结怨，而多一个朋友也许对他来说更好。
他甚至不需要雇个保镖在自己身边，连睡觉都睡不安稳。就是我这样一个小人物也给他找了不少麻烦。”
高加林又点了点头，他问，“后来呢？”
“他如果还在业界的话，已经五十多岁了，他最大的孩子可能都近二十岁了！”我说，“管他呢，有人要来有人就要走，这是规律，谁也改变不。我已经没有那里的消息很久了。在我做记者以后我就离开了那里，我是被他赶出来的，我介入他的生活，因为我还要调查他的那些犯罪的劣迹，但我却害死了刘楠！我遇上她时，她正做着她千秋大梦，她被孙志文承诺要花钱捧她，还要到声乐学院进修一两年，充充电，然后理所当然地包装一下，再与一家音乐制作公司签约。只要庞大的资本介入，那样的事是很容易实现的，钱可以让有钱人的情妇们进入文艺圈，制作公司也可以卖到名家的音乐，这就是理所当然的。加林，与我们遥不可及的东西在有些人却轻而易得，这就是这个世界不公平的地方——其实也不怪这个世界的潜规则，要怪也要怪我们每个人不具备那么大的本事，一种让世界按照我们的设想运转的那种本领，人家孙志文们就可以，但我们不行！”
“其实我想到过，人与人最大的不公平就在于有人付诸行动，能对自己身边的所有事都在轻易地摆平，甚至能为自己服务，但有些人则不能。这是人的天赋，是没有办法的事！”高加林说。
“不，不是的，加林，只要一个人不顾一切地去做事，每个人都具备成功的条件，就像我，我失去了很多机会——也像孙志文，如果他当初不设计打击同行，从同行手里夺取那么多均分于大多数人的利益集中于他，他会有那么庞大的财富帝国吗？我不是说他所有的财富都是用这样不正当的东西赢得的，但是不正当的这种手段也是一种积累财富的方式，这种高手运用的技巧娴熟，狠、透而滑——人们就是知道他陷害了别人，别人又能怎么样呢？他还有一个秘密并不被大家熟识。那就是对权利的运用，这又是他的另外一种娴熟运用资源的技巧。”我说。
“哦？！”高加林又惊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