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苑驻了三个月的光景,又奉令调到东城东四禄米仓驻防。这是以前逊清时代屯米的所在,地方很宽阔,一团人住着,尚有余裕。大约屯米的时间太久,耗子多得可怕,满地都拉撒着碎米。这房子的垣墙,下面厚有一丈,上面阔有六尺,进身深有八丈余。因此虽开有小窗户,却不管事,阳光仍是难得照进去,以致室内阴森森,光线幽暗,空气中弥漫着湿雾。弟兄们的铺位虽都铺有很厚的藁草,但仍不免受病,往往一连上病倒五六十个。症候都是喉头作痒,不住声地咳嗽。我问了几位医生,据说吃百合可以治这病。于是我就买了几十斤百合,每天叫伙夫煮一大锅,我亲自拿去给弟兄们分食,每人一碗,连汤一齐喝下去。吃了十多天,大家果然都渐渐痊愈起来。我在照应他们的病时,正是我和他们接近的最好的机会。问问他们的姓名,家庭状况,想家不想家。他们大多天真烂漫,淳厚老实,我们总是谈得非常亲热。因此全团的弟兄,我都很熟识。虽不敢说每个人我都叫得出名字,但是一百个中,叫上九十个名字,是没有问题的。不但正名字叫得出,就是他们在家时用的小名,我也要问出来,记牢。比如张凌云,我问他的小名叫什么,他说叫做“厚儿”;刘汝明,我问他小名叫什么,他就说叫做“呆子”。我日常对于他们,不只呼大名,并亦呼其小名。能叫出他们的大名小名,两下里的感情就显得特别亲热,特别不同,这意义是很大的。要记牢弟兄们的名字,其实并不是难事,只要多和他们接近就行。除了他们生病时,自己照应而外,还有别的机会。比如样子特别的,有点特殊艺能的,有些特别脾气的,曾经发生过特殊事故的,都容易熟识。除此之外,还有每天亲自点名的机会,点一个,瞧一个,久而久之,就都成了熟识的人了。
开驻禄米仓之前,曾经奉命开一营人到新乡驻防的命令。当时遵令开去的,是孙振海带领的第三营。孙振海的外号叫做“孙气”。这人做事虽然热心,但读书太少,欠缺修养,最好意气用事,加上他那一营的官佐,又都是杂凑而来,因此官长之间,老是闹意见。他去新乡之前,我很是踌躇,怕他弄不出好结果,不幸我所挂虑的事情,终于到来了。一天第三营营副同三个哨长,共同来了一个报告,指摘了孙振海十大罪状:一、不给目兵开水喝;二、公费悉入私囊;三、胆量太小,遇事慌张;四、疑心病太大;五、言过其实……以下几条,记不清楚了,每条底下都列举很多的事实。
我接到这个报告,就拿去见陆将军,请示他怎么办。陆将军也接到同样的报告,他主张我亲自去新乡查考一番。我回到营里,略作布置,即带了一个护兵,当天就搭平汉车去新乡。
我乘的是晚车,开车的时候,已经四点,过了高碑店,夜幕渐渐落下,窗外的景物都依稀辨不清楚。火车走得很慢,好像快到了磁州的时候,我问茶房:
“离新乡还有几站?”
茶房说:“还有四站。”
我就叮嘱护兵王炳发说:“记着,再过四站,咱们就下车,不要走过了。”
“再有四站,咱就下车。”护兵又重复了一句。
叮嘱好了,我把外套一围,就在车凳上斜靠着。这时一轮皓月,正从窗外射进来,照着车内,起了一层淡黄的烟幛。我们的一些被称为睡狮的同胞,纵横狼藉地散乱在车凳上,有的在打瞌盹,有的却耸着肩膀吸香烟,除了断续的像雷似的鼾声之外,一切都静悄悄的。在月光下,我左右前后地看着,他们那些黄色的脸上,都满覆着很深的皱纹,这正表明着他们都是长年在外,饱经艰苦的。到了这时,不禁也触动我的乡愁。火车向南奔驰着,我的心头腾起许多麻乱的思绪。过去,未来,想来想去,没个完结。这样没头没脑地沉思着,不久也就蒙眬入睡。但始终只是似睡非睡的状态,车轮轧轧前进的声音,我都能模糊听见。一站一站地过去了,听着到了四站头上了,我蓦地听见王炳发说:“到站了,下车。”匆忙地把东西提了下车,两人缓步向站外走。这时站台上正停有一辆二把手小车,我就把行李卷同箱子放上去,叫车夫推着。走出站约莫大半里路,王炳发突然叫喊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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