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桂堂的为人，大都类此。那时的军人政客，都是这样一副面目，这样一副头脑，这样一种作风。我写的这位杨桂堂，正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我在汉口没有停几天，即率部队上京汉车，直达长辛店，再由长辛店转丰台，分在通州、廊坊、天津三处驻防(那时有命令，指定这三处，不许我们到南苑驻防)。当即分配：第一团驻通州，第二团二营驻天津疙瘩湾，其余的驻廊坊。
那时段总理兼任陆军部长，徐树铮与傅良佐分任次长之职。傅等把我们队伍看着和陆将军有亲密关系，而他们不满于陆将军，因而亦歧视我，要以对陆将军的办法对我。再则我们此次在四川倒袁，接受护国军第五师的番号，亦使他们大不高兴。由四川回来的各部队，又从而加油加醋，在他们面前对我大肆攻击，因此愈视我如眼中钉，加我以种种压迫。不但房子不给够住的，被服饷项，亦皆置之不问。尤其饷项一事，发给我们的全是六折票价，后来又减低为四折三折。关于训练、装备各方面，更是一概无人过问，形成一种听任我们自生自灭的局面。在那时，若要军队存在，必须是皖系、直系。我两皆不是，又加上我不去巴结，不去讨好，又有辛亥滦州革命之事和此次倒袁之事，故益发一心要用功夫来把我们消灭。我看透了这种鬼蜮伎俩，一气不哼，愈加埋头苦干。我一到廊坊，即先把余积的公费提出，鸠工建筑营房，而后专心致志，努力于部队的整饬。第一，把此次由陕入川，再由川北返，这一路上所得的经验，集合各将领重新详加检讨，把病症一一指出，商量着努力改正。第二，举办文官军训，伙马夫等的军训，下操打靶，一如士兵。第三，加紧干部训练，不但教练连和排，团营长以及副职亦一并训练之。不但注重内场教育，外场操练亦同时重视。第四，注重精神教育，除原有办法外，又编了许多新戏，教官兵们排演，都以教忠、教勇、教仁、教义为题材，同时灌输一些卫生及科学方面的常识。出演之先，加以讲解，讲完一出，演一出，觉得收效不少。第五，利用大风、大雨、大雪的天气出外行军，做种种战斗操演。第六，历年来兵中老幼以及久病不愈者，均大加淘汰，重新补充。第七，在廊坊盖一劝忠祠，供奉历年死亡，按时致祭，以为纪念。此时第一团团长仍是杨桂堂，第二团团长是陈正义(何乃中已他往)，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周性静，二营张维玺，三营李鸣钟，第二团一营宋哲元，二营董士禄，三营杨绍绪，炮兵团团长宋子扬，机关枪连李致富，骑兵营张之江，参谋长邱岘章，军械官鹿瑞伯，军法官薛子良。
一天我因事到陆军部去了，正因干部实习，我不能出席，乃请邱参谋长代为指导。在演习利用地物的时候，邱叫到排长曹福林讲做，曹福林演做完了，只是不会讲。邱一时性急，打了曹福林几巴掌，曹气得哭起来。邱也非常生气。许多官长在旁边望着，都觉得看不下去。这因为我治军向来注重养廉，“扬善于公厅，归过于私室”的明教奉如圭臬，官长当众打部属巴掌，我们第十六混成旅中从未有过。此次的事使官长们不满，惹起公愤，是难怪的。我回来后，即当面和邱参谋长婉言处置不当的意思，同时安慰了曹福林几句。邱参谋长为人坦率，自认处置急躁了些。一件小事遂化为乌有。
又有一夜，有两个兵私携枪支逃跑。这也是第十六混成旅向来所无的事。营长和连长都觉得这事不得了，非常难过。我派令骑兵李某去追寻，各村各庄查询，赶到通州，有老百姓见其不安分，指说出来，方始抓回。他们把枪藏在草里，也一并搜寻了出来。其中一个士兵向来刁恶成性，不守本分，一出营门，就做土匪；另一个则是新兵，年轻心浮，被愚而致出此。我想着此事严重，即集合全体官兵(远者只请官长来)把此事意义细讲一番。当众把两个逃兵枪决。以后更每一星期把这事讲一次，连着讲了数星期，给全体官兵以极深刻的印象。从此即再无此等事发生。军队中旧有的恶习是，有一点好处即沾沾自喜，尽力宣扬，而养成骄满之气；有坏处，则以为家丑不可外扬，极力藏蔽，讳莫如深，结果是姑息养奸，渐成大祸，而不可收拾。苏联的军队，如有士兵拔了人民的白菜、大葱，或在民间稍有为非作歹之事，其长官必当着民众宣扬其罪，而后处罚。这样办，则部属知所警惕，纪律得以不弛。而其军队亦才可以成为真正人民国家的军队，我之处置此事，亦正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