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第六路巡防营驻正定府。共有四营：两营步兵，两营骑兵，分驻十八个县份。巡防统领公署设在正定府旧镇台衙门内。我去接了事，对官兵讲了几次话，买了些需用的东西分赠他们。每十天去看一次病兵，重病的，每五天看一次。士兵们觉得奇怪，他们从来没经过这样的事。正定府在车站东面。北面地方多沙，刮风的日子，北面的沙子吹入城中，乌烟瘴气，城里一片颓败的景象，到处肮脏污秽。道路多是两边高，中间低洼，下雨的时候，泥泞狼藉，步步难行。有个大佛寺是远近闻名的所在。大佛爷出奇的高大，殿宇也是出奇的高大。可是里面触目都是垃圾、破烂。像这等地方，若存心不要，索性毁掉它，免得碍眼，倒干脆；若要，就应当修理得好好的，开个学校，办个工厂，都极好。可是竟无人过问。一些文武官吃好的，穿好的，不知道成天干些什么。我接事不久，督率士兵开了几亩地，找不到适当的东西种，见院中多榆树，榆钱下落，即令兵们盛于袋中，拿到开垦的地里去种。一沟一沟，行列齐整，不到两月，长成树苗，很是热闹。百姓们都来看我种的树苗，我就乘机对他们讲演，说，我们生在世上，无时无刻不要用树，死了，也要用树来做棺材。水荒旱荒，都得树来预防，一棵树有多少枝桠，每枝有多少叶，一片叶能驮着多少雨水；如何改变天气，如何调节雨量……说了一次，又说一次，总说种树的利益，种树的重要，但也总不见有人肯种树。
巡防营直辖于直隶省。那时省长为朱家宝，吃的胖胖的，是个文人出身，一点不懂军事。又老朽腐败，什么事也不管。巡防营交给了他，官兵器械，全算糟蹋掉了。我见过他几次，总想商量着把军队好好改进一番，并在地方上办些有益的事。他总是唉声叹气，说局面太困难了，人民太痛苦了，此时什么事也不能动，只可让他们养息，让他们自己慢慢地滋长。我说，冬瓜南瓜种在地里，若想它发育滋长，也得替它浇粪刨土，掐蔓理枝。怎么就动不得呢?他还是摇头叹气，什么事也不打算做。地方上负军政上重任的大官，就是这样的人物!
我每天闲着，无事可做，只是自己读读书，日久，读的不耐烦起来。心里想，我每月拿国家许多钱，却把我当猪似的养着。这是干什么呢?就上呈文辞职。不准，又再上，还是不准。终于我只好称病，跑到天台山去养病。其实我并没有病，不过不愿意做猪罢了。
复辟冯玉祥回忆录
俗话说“天躁有雨，人躁有祸”。自从黎元洪、段祺瑞上台，两方用的人，各存派系之见。不知有国，只知有己，不要民族，只要自己一派一系之人。像剥竹笋，剥去一层又一层，直要剥到只剩自己才了。黎总统自己是个老好人，性情恬淡，对事不大过问，只每天骑着一匹马，后面跟一马夫，到总统府去坐坐，也并不戒备。但他用的人员(如金某等)却不甘示弱。段那边则有一位徐树铮，飞扬跋扈，气势凌人。于是两方明争暗斗，各不相让，一天厉害一天，闹成所谓“府院之争”。一九一七年五月七日段总理在众议院提对德宣战案，遭受否决。段的左右就雇了许多杆房夫役流氓乞丐拿着旗子在街上游行，要求参战。说这是民意。有人问他们干什么，他们就瞪着两眼，说：“不知道，我们是雇来的。”同时老段又借题发挥，要求黎元洪总统解散国会。黎严词拒绝之。段愤而出京，发出一个通电，说国家到今日地步，还不肯听我的话，我走了，以后任什么事我都不过问，任什么事也不负责任。
段到天津后，授意皖督倪嗣冲等反对政府，攻击国会。倪即至徐州，与张勋召集直鲁豫数省督军会议，策动倒黎即所谓“督军团”。发出通电，拥段倒黎。随着东路倪嗣冲把队伍开到杨柳青，西路曹锟的军队开到长辛店，实行武力驱逐黎总统，交通亦为之阻断。黎总统坚不走开，并且派了伍廷芳代理国务总理。段在天津，打又打不得，罢又罢不得，毫无办法，段芝贵、雷朝彦等又开会议。许多谋士这时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