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君恭己而成功（嘉靖乙丑会试）
天下之任，至不易也。明主独能致天下之治者，亦惟得人以任之而已矣。以天下之大而责于人主之一身，是故不可以一息而自暇自逸者，而明主独能恭己以致之，是岂有他道哉？诚以天下之任之不易，而吾以一人之身而为之，其明必有所不周，其势必有所不给，将必举天下之事皆萃于吾身，是以吾身与天下日战于扰扰之中，而聪明智虑与之俱困。是知天下而欲以一人为之，固无是理也。故明主致天下之治，非得人不可也。盖以天下之事，与天下之贤者共之，是所以独操其要，以御其机，而非苟乐于优游无为也。以天下之贤者，任天下之事，使各竭其力以周其务，而明主端委以责成焉，此固天下之势也。
今夫有器于此，一人之力足以举之矣，以其器轻也。其有重于此者，其举之必数人焉。又有重于此者，其举之必数百人焉。其器愈重，其举之者愈众。夫以众人任之故，虽千钧之重，可不劳而移也。大器非一人任也，使一人者自恃其力，而欲以专百人之任，其亦必无是理也。天下，大器也，非一人之为也。世之人主，亦有恃一己之智力，而欲以揽天下之权，而天下之事日以纷然。盖自以其术足以持之，尽天下之人无有出于我者，举其人皆不可以任吾之事，必吾之身一一自为之。盖前世人主有其术出于此者，未有不至于乱也。故明主者，岂乐于暇逸者哉？夫亦深见夫治天下之道，未有以易于此者也。
人之耳能听，而目能视，其视听不出帷墙之外，有蔽之矣。任天下之耳则聪无所不闻，任天下之目则明无所不见。以天下之耳为耳，以天下之目为目，故四海之外，莫不照彻焉。夫一人之身，其分固有限矣。夫以天下付之人主，尽一世之人而制命焉，其聪明神智，必有以兼乎天下之人者，固宜其一身而为之可也。所谓聪明神智者，亦以能用乎天下而已矣。所以用乎天下者，非苟自暇逸之谓也，盖其聪明神智所以运乎天下者也。运吾聪明神智于天下，是以朝廷公卿，百司庶府，其命之必得其任，其任之必得其人。得其人以为之，不必吾之侵其官，而天下之官，皆人主之为也。谓其自暇逸，不可也。
当尧之时，天下之故多矣。洪水方割矣，民未粒食而阻饥矣，五品不逊矣，五刑未明矣，草木鸟兽未若矣，礼乐未兴矣，共工、髈兜之徒犹在朝也，而尧首命羲和“钦若昊天”而已。尧岂为是迂缓不切之谋哉？诚以人主之所当为者，独有事天之责。使天道少有不顺，而愆忒或见于上，吾心所以悚惕者，当无敢少宁者矣。是以舜遵行其道，而“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以窥察天道，而观其意之顺与否也。若乃其时天下诚有未得其安者，而尧咨之不过一二言而已，至于得舜而其事已矣。舜从而任之九官十二牧，而天下之务无不翕然悉举。故孔子称之曰：“大哉尧之为君”，又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呜呼，此尧、舜所以恭己而成功者也。夫以尧、舜之圣如此其至，尧、舜之治天下如此其无为，而当时急于得人而任之，盖其所以无为者也，吾以见圣人之心有不自暇逸者矣，非宴然恭己而已也。尧之所以经天下之虑，在于得舜，舜之所以经天下之虑，在于任九官十二牧，吾于是知古之圣人无为之道也。
公卿大夫赞襄于上，百官有司奔走于下，人主垂衣搢笏，不动声色，端居于九重之上。公卿大臣日宣其谟也，百官有司日靖其务也，六卿日率其属以倡九牧也。其微至于乡遂都鄙之吏，其远至于荒徼之外，人主罔不致其人以为之治焉。要之，明主之所谓恭己者，其事一无所为，而其神运而以天随者，亦无时而无所不为，如天之运其神无不在也。神故不息，不息故无为，故公卿大臣宣矣，明主之神在公卿大臣也；百官有司靖矣，明主之神在百官有司也；六卿倡九牧矣，明主之神在六卿九牧也。神者，无为而无不为也。人主之神一不至，天下之务息矣。故神无一日不运于天下，故天下之贤才任而天下之庶务成。渊蜎蠖伏之中，深宫宥密之地，俯仰之间，而抚四海之外，岂其疲智虑于一人之耳目哉？故人主恭己无为，所以养其神也；人主任天下之贤，所以成其功也。不能恭己，不能任天下之贤；不能养其神，不能成其功。故天子之车，大路越席，所以养其体也；侧载臭，所以养其鼻也；前有错衡，所以养其目也；和鸾之声，步中《采齐》，行中《肆夏》，所以养其耳也；龙旂九旒，所以养其性也；寝兕持虎，鲛韅弥龙，所以养其威也。凡以天下之大以养之，不欲累之以天下之故，所以尊之也。其养之尊之，所以得以神运天下也。
故曰：“大乐必易，大礼必简。”易故不怨，简故不争，四海之内莫不系统，故能帝也。虽然，人主亦何以得贤才以任之，其成功如此之逸哉？其养之必有其道，其求之必有其方，其任之必有其宜。养之不以其道则才不成，求之不以其方则才不至，任之不以其宜则无以使之效其用。呜呼，欲得天下之贤而任之，而又其难如此，然后知明主之所以成功者，非苟然也。
震川别集之二上
应制策
嘉靖庚子科乡试对策五道
【第一问】
夫阐扬帝王之烈者，必假于文以传。文者，所以赞述往古，传示来裔，著之不刊，垂之无极者也。盖帝王为可继之道，而未必其后世之能继，其所托以传者，典册纪载而已。典册纪载而不文，则不足以传，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由此言之，则帝王所以衍万世无疆之休者，其创立在我，而其纂述而扬厉之者在于后人。一代之文不具，则一代之道德经制亦几乎泯矣。故古之帝王所恃以为不泯，而使其子孙世世有考焉者，托之于文也。
我国家列圣相承，代有作述，所以阐扬祖功宗德者，亦既备矣。如《一统志》《会典》之作，皆在于前朝文盛之世，以昭混一之盛、经纶之迹者。执事以下询末学，愚生概乎未之知也。至于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又非所及也。夫金匮、石室之藏，兰台、秘阁之载，草野贱人，无所得睹记。惟二书传诵于天下已久，愚生可以端拜而论乎？
荀卿子曰：“欲观圣王之迹，于其灿然者矣。”所谓灿然者，岂非圣人之制作布之天下，迪之后世者也？虞、夏、商、周之盛可考已，当时之所谓典章经制者，皆圣人之作，而又有圣人者以播扬之，故其言语文章，著于天下。大者事天飨帝，小者至于渔互虫豸，靡不纤悉，王府则有以咸正无缺，岂非其盛欤！汉以后，其德固已不逮于古，而当时文章之盛，犹仿佛于三代，故太史公八书之撰，班固诸志之述，犹足以备一家之言。至于唐之《六典》，宋之《会要》，元之《经世大典》，则其文章气势，愈趋于下。而说者谓三代之后，惟唐制为尽善，而《六典》建官之法，足以上追姬周。则其亦未可轻訾者，而比于典、谟，则有间矣。盖虞、夏、商、周有帝王之制，而又有帝王之文；汉之文可矣，而制不备；唐、宋则文与制均之未至也。若今《一统志》《会典》之作，欲以比隆于典、谟，而岂可与汉、唐、宋例论哉？然愚独恨当时儒臣奉命，不能深明圣意，究述作之至，以勒一代之巨典，而容有采缉补缀，疏略牴牾于其间。
盖《一统志》出于睿皇帝之命，而大学士李贤等为之者也。《会典》出于敬皇帝之命，而大学士李东阳等为之者也。是二者，若以为圣人之制，则何敢议？出于二臣之手，诚不能无疵者。盖祖宗之功烈过汉、唐，亦宜有比隆三代之文，不宜猥琐于末议，牵制于文词。而贤等所载沿革、郡名、人物、古迹，往往剽摘书传字句，诗人组绘之语，不足以称王者之制。而职司事例，又多务简省，一代之因革，漫不可考。夫以祖宗之土宇自古所未有，而祖宗之制述亦自古所未有，而漫以若此，则二臣之过也。
今天子中兴，迈志宪古，已尝敕所司重修《会典》，则《一统志》亦将以次而及之矣。开局秉笔，固皆一代之长材茂学，必有所见以广圣意者。愚犹以为，彰往绪，扬休烈，以绍诸无穷，当属诸一代之宗工。而其体裁，宜依仿《禹贡》《周官》之书，序山川必先其原委，于田土物贡，尤必著其详。而民风土俗，则略用《汉地里志》及后世图经之法。序官职必先其体统，于建废沿革，悉皆存其故。至于臣下论建，亦如历代书志、《通考》之类，兼存而并志之。
又窃谓修书之臣，高帝之时多延天下有文学者，如梁寅、徐一夔之徒，皆以儒士在局，今拘于科目，一不可也。苏洵修《礼书》，必欲明实录以昭来世，今动有避讳，使人无从考实，二不可也。自古为书者，多出一手，今局务既开，议论纷沓，分门著撰，文体不一，三不可也。古之文章，必先体制，今之文章驰骋浸淫极矣，而不要于古雅，体裁不明，义例不立，四不可也。明兴以来百七十年，岂无迁、固之徒，以勒成一代之典哉？愚生狂僣及此，惟执事宽之。
【第二问】
王者既以其身致天下之治，尤必思所以继其治而诒以万世之业，故天下之本，在于太子。太子之教，不可不豫也。三代尚矣，其遗法至今犹存。禹有典则，而启敬承；汤有风愆，而太甲终允德；文、武有谟训，而成、康代为有周之令主。诚以天下之大，生民之众，天命之隆替，祖宗之继坠，咸有赖于一人。故曰：“一人元良，万邦以贞。”太子之谓也。太子之教，万世之所系也。
恭惟皇天眷佑，我皇上笃生元子，正东宫之号；《螽斯》繁衍，广藩辅之封。皇子赖天能胜衣，将出阁讲读。宗社休嘉，臣庶均庆。远稽古典，近考制度，斟酌损益，以适万世之中，以裨我皇上盛德至意者，不独文学法从之臣有是心，而亦江湖之士之所同也。愚所望于今日者，固三代之事而已，汉、唐、宋其何足以云？今者六傅之设，宾客之制，崇文、崇贤府坊馆局之建，官则备矣，而非古之三公、三少之旧也。《帝范》之书，戒子之篇，元良之述，承华要略之制，教则详矣，而非古之典则之诒也。
古法之存于今者，惟周制为详，其可考者，在二戴之记，及所称明堂青史氏之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日，而就宴室。太史持铜，御户左；太宰持升，御户右。比及三月，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太师缊瑟而称不习；所求滋味非正味，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有士负之礼，有择于诸母之礼，有知妃色就学之礼，有记过之史，有彻膳之宰，有诽谤之木，有敢谏之鼓。工诵箴，瞽诵诗，百工执艺事以谏。有三公、三少：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故成王之生，仁者养之，孝者騕之，四贤傍之，而德成也。
后世官非三代之官，而教非三代之教，始以为之法者，既无周密详悉之虑，而其为言，又无躬行心得为之本，而官僚并建，辞旨谆复，徒一时之美观耳。汉高祖、文帝之盛，所崇用者，叔孙生、晁错之徒，卒使惠以懦怯废事，景以任刻残物。武帝开置博望苑以通宾客，宾客多以异术进者，而太子后遭巫蛊之祸。唐太宗教其子者甚悉，而聚麀之耻，实以身诲之。宋时家法虽严，而其所以为教，亦不切于身心性情之实。夫汉、唐、宋所为天下计者，未尝不甚详，而根本之地如此其旷略，此宜其立国仅仅至此。
我太祖高皇帝创业垂统，洪谟远虑，莫非三代之法而万世之计。立国之初，庶务倥偬，首建大本堂，图史充牣其中，招延四方名贤，为太子讲论经理，敷陈治道。又为《昭鉴录》，使知前代太子诸王之善可为法，而恶可为鉴。而成祖文皇帝又为《文华宝鉴》，盖为学而不知先代之故，则不足以有所感发而惩创。成祖之书，一本太祖之意，虽一事之善恶，皆在所录者。固以身为天下之所系，善恶起于几微，而治忽之端在于此，尤不可以不严也。
今日欲举三代之典，继祖宗之志，亦宜有可言者矣。愚敢条其所当急者：其一曰选宫僚。昔太祖不设专官，而以分卿兼领，以防后世离间之患。夫衔虽列于朝班，职则专于训导，不宜徒取文学，而用道德可为师表者。家丞庶子，皆宜选用吉士，以备其职。二曰慎与处。太子虽有宫官，而其所常与处者，则保姆、内侍、小黄门之属。女子小人，导以非心，尤宜防虑。择其淳德谨厚者，而使之渐涵灌渍于德义而不知。三曰礼师傅。夫尊卑之分悬隔，则官属不得尽其忠。昔懿文太子之于宋濂，仁宗、宣宗之于杨士奇，其相亲礼，往复辨论，如家人父子。盖太子有子道臣道，不宜阔略相师友之礼，以成乖隔之患。其四曰明实学。世儒率谓，天子之学与韦布不同。文华进讲，不过采摭经中数条，以备故事，夫岂所以深探圣奥？必先专一经，以次而及其余。五曰辨仪等。盖富贵之极，惟其所欲，故《周官》有王后、世子会不会之文，所以樽节，使之不过。今宜饮食衣服悉有制度，又使太子、诸王礼秩必异，所以防微杜渐，固万年之基。盖天下之事莫大于此者，执事幸采而闻之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