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问】
三代之乐，不传于世，见于遗经，廑有可考者。君子追寻缺轶于千百载之下，因其辞以求其意，得其意而后足以会其辞。然必其有以深探古人之心，而会本末源流于一，而后可以斟酌古今，拟议制度，以为复古之渐，而未易言也。
当天下无事之时，世之君子辄言曰兴礼乐。夫礼乐岂易兴哉？自汉以至于今数千百年，明君良臣，相与咨嗟太息，讲求掇拾，卒无有复三代之旧者，而儒者又从而卑其说，以为礼以养人为本，少有过差，是过而养人也。盖谓随世可以制作，而不必尽合于三代，而不知三代之礼乐舍焉，则天下无所谓礼乐者。盖三代之制，皆非一世之事，自其初累世相因以为治，而驯至于大备，虽代有变革，而不过进退损益于其间。故异世而不可不袭者礼也，其所不相袭者礼之末也；殊时而不可不沿者乐也，其所不相沿者乐之末也。夫以三代之圣人，皆因于累世之故，故其乐易举而可行。至于后世荡然矣，又无圣人者以起之，而欲稽考于既废之后，岂不难哉。
乐之所从来久矣，黄帝使伶伦断大夏之竹，两节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筒以听凤鸣，比黄钟之宫而生之，以为律本，故后世皆宗黄帝之乐。《周礼》大司乐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瀋》《大武》之舞。分乐而序之，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祀地祇；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则》，歌《小吕》，舞《大瀋》，以享先妣；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以九变而致天神、地示、人鬼，固《九韶》《六英》《六列》之遗也。黄帝之《清角》《英》《招》，其本声固在于此，世人自莫能察，而徒知求太古之音于洞庭之野，而不知周家之盛，固已备六代之乐，而《周官》岂其伪书哉。
说者谓其所序“《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此律之相吹者也。“《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大簇》为徵，《应钟》为羽”，此律之相合者也。乐之变数，皆用其宫之本数。《黄钟》在子，子数九，故九变而终。《夹钟》在卯，卯数六，故六变而毕。《林钟》在未，未数八，故八变而止。其究以感天神、地示、人鬼焉者，非如昔人天社虚危类求之说也。至和之气，寓诸器而托诸声，感应自然之理，无所不通，分天地人者，所从言之异也。《虞书》《商颂》，推之固有合焉者矣。文中子曰：“化至九变，王道其明乎？故乐至九变而淳气洽矣。凤凰何为而藏乎？”盖圣人之制，随时不同，而非截然为数代之乐。成周兼而用之，以六代之乐配十二调，每乐二调，以一阴一阳相对而为之合，其感动神示，自有不容已者。故曰：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影之象形，响之应声。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降之以殃，其自然者也。他书所载师文、师开之鼓琴，师涓之写濮上元声，其感薄阴阳，通于物类，要其理有不可诬者。
惜乎周衰，王者不作，天地之气不应，而淫过凶嫚之声，竞以相夸。浸淫于后世，先王之制，遂不可考。汉之制氏，仅能得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其后河间献王所得雅乐，天子但令太常以时存肄，不令奏郊庙。其郊庙及所奏御，皆俗乐淫声。西汉一代文章之盛，名卿才士辈出，而卒莫有能兴礼乐者，而亡国新声，代变日增。自此以往，岂复可冀耶？前世号知乐者，如荀勖、阮咸、张文收、万宝常、王朴诸人，卒亦未有以见之于用；而牛弘、何妥、郑译、李照、阮逸、范镇、司马光之徒，纷纷莫决。而士大夫之议，常与工师之说相悖，固有所谓订正虽详而铿锵不协韵，辨析可听而考击不成声，伥伥焉如瞽无目，而以手模指索状物之形，难矣。此无他，先王之制既废，后之人虽欲罄心思而测度摹拟于千百载之上，不可得也。故乐者，汉以前有司掌之，无不知其义；汉以后儒者求之，而卒莫得其数。有传与无传之异，又无先王以制之也。
虽然，乐者千世一理而已矣，不以有传而存，不以无传而亡，其始在于人心，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情动于中而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千古之人心不亡，则千古之人皆可以制乐。而世之论乐者，不求夫乐之本，而区区于乐之数。夫其数可知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本末一以贯之矣。后之人不察，而殚精于壁羡尺度之间，较量于累黍多寡之际，致疑于钟律洪杀之节，纷纭于五声十二律变宫变徵之异。夫乐诚不可以舍器数，而没于气数之中，则其力愈劳而其数愈失，盍亦反其本矣。太史公曰：“神使气，气就形，细若气，微若声，圣人因神而存之，虽妙必效。”庄周曰：“奏之以天，征之以人，行之以礼义，建之以人情”，“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此之谓乐，无言而心悦”者也。古者百姓太和，万物咸若声律身度。五音，天音也。八声，天化也。七始，天统也。秋养耆老而冬食孤子，勃然《招乐》兴大鹿之野。然则明君在上，休养生民，陶以太和，万物之生各得，而天地之沴不作。然后吹律以生尺，命神瞽以写中声，以黄钟为声气之元，则太和薰蒸，八风顺序，凤仪兽舞之治，可复追矣。不然，虽使置局设官，招选天下知音之士，以研究律吕之精，无不符于先王，此为瞽史之事，而非治天下之本也。
【第四问】
王者之兴，必有一代之臣，以辅翼天下之治，而成弘济之功。夫有是君而无是臣，则上常患于不得其下，而君之事无所寄；有是臣而无是君，则下常患于不遇其上，而下之才无所展。然天将以开一代之治，而启其明良之会，既生是君，使之致摧陷廓清之功，则必生是臣，以致协谋参赞之力。盖天下之势，乱极而治，天之爱民之深，必不使之终于此也。故圣人之生，以安民也。而圣人之于天下，又非一手一足之烈也，必得是人足以办吾事者，故贤臣之生，以佐圣也。自古大乱之世，未有无圣人而可以致治者，亦未有无贤臣而可以弘化者。如云龙风虎，气类自应，相须而成，相待而合，而乌知其所以然哉。
尧以前，如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之徒，非经所见，不可得而论矣。《虞书》所载九官十二牧，班班可考者。三代而下，以革命而有天下，则有如成汤有一德之伊尹，而后有升陑之师；武王有鹰扬之太公，而后有牧野之会；至于毕、散、周、召之徒，皆以圣人之德，奔走后先，御侮疏附，《诗》《书》所称，有大功以配享于先王，暨其子孙，藉其休以有国者数百年，盖其盛不可及矣。
三代而下，汉高起布衣，诛秦蹙项，以有天下，而淮阴、绛、灌之徒，摧锋陷阵以致其百战之功，而其时称萧何、韩信、张良，此三人者为尤烈。光武承王莽之乱，奋迹南阳，恢复旧物，则有邓禹、吴汉、贾复、寇恂、马援、冯异、彭岑、来歙之徒宣其力。唐太宗举兵晋阳，平隋之乱，则有刘弘基、李勣、李靖、房玄龄、杜如晦之流致其勋。宋太祖受周之禅，去五代战争之患，致天下于太平，则有赵普、潘美、曹彬之辈殚其谋。天下不可以无君，故立之君，立之君不可以无臣，故生之臣以佐之。有尧、舜三代之君，则必有尧、舜三代之臣。有汉、唐、宋之君，则必有汉、唐、宋之臣。天之爱民久矣，不如是何以戡定祸乱，克成太平耶？
慨自胡元入主中国，天下腥膻者垂百年，既而运穷数极，天闵斯人之乱，于是生我太祖高皇帝于淮甸，以清中原之戎，拯天下之祸，而援生民之溺。数年之间，定金陵，平吴会，克荆、襄、闽、广，胡虏不战而窜息于狼望之北。固宇宙以来所未有之勋，而圣人独禀全智，功高万古，神谟庙筭，有非他人所能赞其万一者。而一时诸臣应运而生，皆起于淮甸之间，乘机遘会，以成不世之勋，有若高祖之丰沛，光武之南阳者，此岂人之所为哉？盖将以开我国家亿万年无疆之治，故圣祖龙兴于上，而诸臣景附于下，乘风云之会，依日月之光，而昭诸鼎彝，铭诸策府，有非一时之所能殚述者。其大勋光宣炳焤于天地之间，如中山武宁王以下六王者，其功尤烈，天下之人至今能道之。他如朱文正、李文忠，咸以内外之亲，而郭子兴、郭英、吴良祯、廖永忠、永安之徒，则以父子兄弟，后先致力效死于其间。大抵数总大军以不杀为威，而沉毅好谋，定大事于一言，武宁之功为大。而开平之穷虏于漠北，黔宁之收功于滇南，此方面之功之最著者。其他或抚一城，或定一方，或专城而秉钺，或分阃而受寄，或敌忾以怒寇，或殄灭以为期，孰非体天地好生之德，勤皇祖安集之命，有功于方夏而惠于元元者乎？国史之所纪载者，固莫得而睹，而往往见于儒臣铭章碑志之间，此愚生之所窃识其万一者。因念百六七十年父子兄弟长养太平之世，方内无兵革之祸，戎虏之警者，固我高皇帝天覆地载之功，诸臣匡持辅协之力不可少也。
《书》曰：“丕显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闻于下。惟时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谋猷，罔不率从。”此之谓乎！今太庙既已配享，而功臣庙又有特祠，金书铁券，山河带砺之盟，于今不替。迩者皇上又兴灭继绝，开庙藏，览旧记，以昭元功之侯籍，使开平、宁河、岐阳、诚意之赏复延于世。我国家之酬诸臣者，可以无憾矣。顾承平日久，为其子孙者，或骄溢于富贵，而不能体乃祖乃父之心，时陷法禁。从而弃之，又所不忍，而未免有“厚德掩息，遴柬布章”之讥。则高皇帝之《大诰武臣》，文皇帝之铁榜训戒，今日诚不可不申明而训敕之也。《书》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不敢动用非德。”敬以为今日献。
【第五问】
古之为天下者，养民之生。后之为天下者，听民之自生。夫听民之自生可也，又从而取之；取之可也，而不求所以为可继之道，则我之取者无穷，而民之生日蹶。民蹶而我之取者将不我应，国计民生，两困而俱伤，其何以善其后？是不可不深思而熟虑之也。
我国家建都北平，岁输东南之粟以入京师者数百万。舳舻相衔，接于江、淮。加以方物土贡，金帛锦绣，以供大官王服者，岁常不绝。其取于民不少矣，而比年以来，民生日瘁，国课日亏，水旱荐告，有司常患莫知所以为计。然惟知取于民而未知所以救灾捍患、与民莫大之利也。大抵西北之田，其水旱常听于天，而东南之田，其水旱常制于人。盖其地有三江五湖之灌注，而东南又并海，有堤防蓄泄，虽恒雨恒昫，而可以无虞，故昔之言水利者先焉。
《禹贡》：“三江既入，震泽底定。”震泽即今太湖。《周礼》所谓具区、五湖，盖地一而名异也。《尔雅》“具区”，郭景纯云：“吴、越之间有具区，周五百里，故曰五湖也。”其言五湖，犹江之言九江尔。春秋越与吴战于五湖，岂太湖之外复有四哉？其所谓具区、洮隔、彭蠡、青草、洞庭，及季氏图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鉴湖为五湖者，非也。禹治扬州之水，西偏莫大于彭蠡，而东偏莫大于震泽。欲宁震泽之水，在于疏其下流。三江入于海，而后震泽无泛滥之虞，震泽固吐纳众水者也。西北有宣、歙、芜湖、荆溪、宜兴、溧阳、溧水数郡之水，西南有天目、富阳、分水、湖州、杭州诸山诸溪奔注之水，潴聚于湖，而由震泽、吴江长桥，东入松江青龙江而入海。溧阳之上，古有五堰以节宣、歙、金陵、九阳江之水。宜兴之下，有百渎以疏荆溪所受之水。江阴而东，有运河泄水以入江。宜兴而西，有夹苎、干与、塘口、大吴等渎泄四水。此治其原委之法也。三江，东南泄水之尾闾也。三江之流不疾，则海潮逆上，日至淤塞，而下流不通。此吴淞江之疏导，不可不先，而凡太湖以下诸江之入于海者，皆不可以不加之意也。
昔宋单锷尝疏《东南水利书》，苏文忠以为有利于民，条其事于朝，而亦莫能行之者。大抵承平日久，人习于苟安，稍有建国家之计，必以为迂远动众而不可用，故经国之虑，每至于格而不行。夫自汉以来，天下之用，不尽于东南。至唐、宋，而东南之民始出其力以给天下之用。然自吴越窃据于此，乃能修水利以自给，外以奉事大国，而内不乏于朝府之用，是以其国不困而民犹足以支。及天下全盛，江南不熟则取于浙右，浙右不熟则取于淮南，于是圩田河塘，因循隳废，而坐失东南之大利，以至于今。夫钱氏以一方用之，惟其治之也专，故常足于用。今以天下用之，惟其治之也泛，故常不足于用。呜呼，以天下之大而无赖于东南，则可以坐视而莫为之所；以天下之大而专仰给于东南，其又何可不考其利病而熟图之也！
先朝周文襄公、夏忠靖公治之，常有成绩矣。然百余年来，已非其故。有司案行修举故事，已漫然莫知其故迹之所存矣，至又委之国贫民困。夫国贫民困已矣，任其困而贫也，则将何时而已乎？夫亦延访故老，遍考昔人之论，而求今日之所宜，又不必专泥于古之迹，而惟视夫水势之所顺。盖古今天时地势，陵谷丘渊，代有变移，必欲凿空以寻故迹，吾恐力愈劳，费愈广，而迄不可就，反为苟安目前者之所嗤笑。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而已矣。五堰百渎，可复则复之；白蚬、安亭、青龙江，可开则开之。或为纵浦，或为横塘，或置沿海堽身，堽置斗门，使渠河之通海者不湮于潮泥，堤塘之捍患者不至于摧坏。而又督成水利之官，常时相视，禁富人豪家碾硙芦苇茭荷陂塘，壅碍上流。而仿钱氏遗法，收图回之利，养撩清之卒，更番迭役以浚之。而后利兴而可久，害革而民不困。不然，如近者尝浚白茆，曾几何时，渐就湮塞，此可惩也。今夫富人有良田美庄，犹不使之荒芜而加意焉，况东南以供天下之费乎？
抑是法也，非特可以行之东南也。齐鲁之地，非古之中原乎？数日不雨，禾俱槁死，黄茅白苇，一望千里。父子兄弟，束手坐视，相率而为沟中之瘠。凡以沟渠之制废也。谓宜少仿古匠人沟洫之法，募江南无田之民以业之。盖于古吴则通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荥阳下引河东南为洪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而朔方、两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关中、褭渠、灵轵引诸水，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溉田万余顷，岂独三江、五湖之为利哉？举而行之，不但可兴西北之利，而东南之运亦少省矣。天下之事，在乎其人，毋徒委之气数，而以论事者为迂也。（此文诸家选本皆颠倒舛讹不可读。今从钱牧斋先生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