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原则适用于不论是本土的还是海外的所有主要海军场站。在本土，每条海岸边境应有两处这样的海军场站；一处可能是主要的，另一处则是次要的，正在发展之中。关于本土以外的海军场站的数量和选定，则依国策而定。假如国策集中于本土附近的权益，如集中于加勒比海地区，则这一地区的海军场站的发展，可以近似于本土港口的条件为依据。例如，在美国南北战争中，罗亚尔港、基韦斯特、彭萨科拉和新奥尔良都曾是海军场站，但发展十分有限。那次战争的特点是对方没有舰队，舰船可派往北方船坞进行修理，前线的兵力则是通过轮换予以保持。
对于每一支部队都需有一定的轮换制度；但应当认识到，坞修地点应尽可能位于由莫比尔至诺福克或至纽约的距离之内，这种设施只要能够达到，便应予以保证。美国南北战争中，多数舰船均属中型，很少类同，除偶尔几次战斗之外，基本上未曾集中过；作战时间则由拥有海军的一方审慎选定。在舰队对舰队的场合，每方的大舰数量有限，一艘或数艘舰船如需修理，这将是非常紧迫的，则不应驶往很远距离和等待很长时间。
当这部讲稿刚写完时，美国只有一项堪称为政策的对外政策，即“门罗主义”。现在，则有两项，第二项即“门户开放”。毫无疑问，对外关系会带来许多各类问题，而政府则是依据一定的既定原则来处理这些问题的大部分。这些原则既明确又固定，故可称之为政策；但它们只适用于特殊的和偶发的事件，故对上述两项政策不会产生连续不断的影响。这两项政策都是依据坚定而又具有决定作用的国家态度以及国民的基本福利而制定的，因而具有制造舆论的作用，并能持续不断地影响外交。门户开放按惯例系指商业机会均等，它同亚洲向美洲移民这一问题具有地区性的密切联系。亚洲移民又同门罗主义紧密相关，因为，极其明显，亚洲人不同于欧洲人，他们在社会中不与人混杂。他们虽然比邻而居，但却自成社会，不同广大人口结成一体。这样一来，在一定地区一旦亚洲人占据优势，便成为一种真正的吞并，这种吞并较之政治吞并更为有效，门罗主义正是针对这种吞并而制定的。夏威夷便是一个恰当的实例；日本反对夏威夷政治上归属美国，如非更为迫切的问题转移了其注意力，无疑其反对会更为强烈。美国的太平洋沿岸地广人稀，如任亚洲人自由移入，其结果必将意味着为亚洲人所占领，即亚洲在美洲开拓殖民地。这是美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太平洋各州对此强烈反对，别无其他原因。
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国家政策，导致美国于太平洋设置海军场站，恰如地中海进入英国权益范围迫使其在那里逐渐获取海军场站一样。门罗主义是美国惟一的积极对外政策，它同避免与外国卷入纠纷的消极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国家权益业已逐渐而迅速地集中于加勒比海，因为通往巴拿马地峡的通道穿过这一区域，而巴拿马地峡正是门罗主义的焦点所在。这就是本讲稿最初写成时的情况。当时，太平洋问题及其特有的国际意义尚未显露端倪，很少引人注目。现在，由于上述若干原因，太平洋已具有现实的直接的重要意义；实际上，这种兴趣转移的情况，可同18世纪后半期英国政治家们所评价的从加拿大至委内瑞拉的西大西洋的地位已超过地中海的情况相提并论。地中海并不因此而不再重要；它只是丧失了领先地位。同样，加勒比海仍然重要；甚至尚未完全丧失领先地位，而是同太平洋并驾齐驱。巴拿马运河即将建成，加勒比海和太平洋之间的联系必将日益密切，在这两个方向上选定的港口足能而且应当形成一个严密完整的体系，其中每个部分的设施和持久能力都应按其对整体的关系而占有一定比例。
最后，维持任一设防海军场站体系，归根结底还是要依赖海上优势，即依赖海军。一处完全孤立的强固哨所，尽管能将其陷落时日延缓很久，但陷落终将难免。自1779至1782年，持续三年之久的着名直布罗陀围攻战就是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实例。对直布罗陀所施行的一切攻击均告粉碎；它一定会陷落；只是依靠英国海军输送补给的能力和技术，方使其得以幸免。我们可以说，只有活跃在战场上的野战部队才能解救被围的堡垒。
在战争中，海军的固有的主要目标乃是敌方的海军，这是对这一结论性论述的直接推论。由于敌方海军必须在其分散的各个战略据点之间保持联系，因而，对舰队的打击就是对其各个战略据点的最实在的打击。往往可以看到一种值得惋惜的情况，一支巨大的海军兵力，面对位于其所及范围之内的敌人，却将其力量用于无关紧要的陆上海军场站。如1778年和1779年期间，法国舰队在德埃斯坦的指挥下于西印度群岛的活动便是如此；或者甚至攻击如直布罗陀那样的重要海军场站，却置敌方舰队于不顾。舰队和港口彼此相互为用；但除本土港口之外，港口需要舰队更甚于舰队需要港口。因此，舰队应当攻击敌方海上的有组织的兵力，从而切断其与港口之间的交通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