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9年，查理大公再次在这一地区指挥作战(此次是同拿破仑本人直接交锋)，在此之前，多瑙河流域曾经两次成为法军所进行的重大战役的战场：一次是由莫罗指挥的有名的霍恩林登之战；另一次是在此稍后不久的1805年由拿破仑指挥的战果更为辉煌的奥斯特利茨之战。两次战役，奥地利军队都遭到覆灭性的惨败。由于这一战场本身具有的重要性及其对奥地利命运的影响，所以引起查理大公对该战场格外重视。查理大公的军事才能，这一战场对他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他通过亲身指挥和履行职责所获得的真知卓识，他对自己的以及别人的(不管是他的敌人的还是他的部属的)失策所进行的非凡公正的评述，所有这一切都是以这历史上着名的战场为根据，通过例证说明他所阐述的战略是有研究价值的。他战略研究的价值被这位着名军事着作家和评论家若米尼很有鉴别力地认识到之后，声价倍增，若米尼编译了他的着作并加了注释，有些注释表明他对查理大公的见解是完全赞同的。
以前我在这课堂上曾以详细例证来描绘1796年战役中军事上的运动；通过图解指明战役紧要时刻几支军队先后所处的位置和数量。现在看来，不须进行如此详细的阐述，就能达到这一目的。只要在图上用线条标出每支法军的前进距离，并标明当北路法军被逐撤退时双方各个部队的相对应的分布位置，就可不言自明。在北路法军撤退之后，如图所示，南路法军仍在继续向前推进，直到莫罗获悉他的伙伴已撤退以及意识到从那时起他自己所取得的进展正在将他自己引入陷阱，这才停止。显而易见，儒尔当不退到莱茵河便停止后撤；而其军队由于战败和后撤而士气沮丧，一时之间也无法牵制查理大公向南运动，对莫罗实施截击。于是莫罗也急忙开始后撤；然而在他回到莱茵河之前，奥地利军在莱茵河上游所施加的压力已很可怕，致使法军不得不回师向南，只能在布赖萨赫渡河以免遭到截击，而无法重返原来的出发地斯特拉斯堡。
现在我向大家提出一些历史实例来说明下列四点的重要作用和价值：一，集中；二，诸如多瑙河流域的中央线或中央位置，此为实现集中的方法；三，这样的位置所提供的军队运动的内线；四，交通线对军事占领及其成败的影响，前面所提莫罗被迫撤退便是一例。我将从较之1796年之战还要早百余年的战争中引出实例，以达到进一步详尽阐述的目的；这一实例较之查理大公所取得的脍炙人口的成就具有更为突出的优点，通过这一实例不仅可将陆军运动和海军运动加以对照比较使它们互为佐证，而且还可揭示出它们的实际协同作战。就其明显特色而言，其态势既具有陆军特色又具有海军特色。完全可以称为取决于陆、海军双方条件而构成的联合态势；因此，这些战役可称为联合作战活动，尽管这种联合表面看来并不如此明确，以致不加仔细分析便无法看出。随之，并将简略述叙1652至1654年发生于英荷两国之间的纯海战作为结束，这次海战本身足以详细阐明诸如集中、中央位置和内线等这些课题。
这些实例的顺序如下：第一是前已提过的1796年的日耳曼境内的纯陆战；第二是1635至1648年法国及其盟国对抗奥地利与西班牙同盟之战所造成的陆、海军混合或联合态势，在这一态势中，中央位置表现为从西班牙经地中海至热那亚再经米兰至莱茵河流域这条重要交通线(见图8)；第三是1652至1654年英荷之间的纯海上冲突，这次冲突发生于法国与奥地利战争之后不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法奥战争的产物(见图6和图7)。
多蒙科贝特所着的(英国在地中海)一书为上述后两个实例提供了许多资料还提了几点建议；扩而大之，还必须感谢其他作家为此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资料。科贝特的着作为海军史并通过海军史为通史增添了极有价值的一章。科贝特在这部着作中，通篇连续不断地介绍导致英国进入地中海的一些偶发事件，并由于把其海军以地中海为稳固的基地而使英国成为地中海的强国；同时进而又说明了英国优势海军力量于地中海的存在，必然有助于陆军在陆上发挥作用，从而影响事件的总体进程。
《英国在地中海》一书所涉及的年代大约自1600至1713年；大略相当于自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之死至安妮女王之死，或至乌得勒支和约为止。总的说来，我们将提到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数起事变；但我们论述的主要部分则是1630至1660年这三十年。直至这一时期的1640年为止，英国由于国王同议会发生内战已被削弱而无力顾及国外活动；法国的力量由于黎塞留的努力而增强；法国同奥地利皇室之间的斗争已经开始，这一斗争一直延续了近一个世纪，当时奥地利不仅统治着我们至今仍在沿用这一名称的日耳曼地区，而且还统治着西班牙。
波旁皇室同奥地利皇室之间的斗争是上起自1618年终于1648年的着名的三十年战争历史的一部分，波及俄罗斯以西的整个欧洲大陆。这次战争就其起源和特征而言，主要属于宗教性质，然而，归根结底仍不外是上述两姓皇朝政治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双方都虔信罗马旧教，他们的对抗起因于奥属日耳曼在日耳曼皇帝(属奥地利皇室家族)的指使下不断加强大部日耳曼诸邦的联合；这种力量的大集中依靠受奥地利皇室控制的西班牙的金钱和依然强盛的军事力量以及军事位置予以维持。前一世纪，在着名的查理五世皇帝一手操纵之下，也曾出现过这样的联合。于是，防止这种局势的重演便成为法国的国策，这一国策由亨利四世制定并为黎塞留所接受。为此目的，法国便同北欧的新教诸强国荷兰、瑞典以及为数众多的地理上仍属北欧的独立但又较小的日耳曼新教诸邦结成同盟。这些同盟国家在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利害关系，因为它们标志着从曾经主宰过前一个世纪——宗教改革世纪——的宗教目的向一直延续到其后二百年的纯政治联合的转变。这一点之所以值得注意，还因为奥利弗·克伦威尔于1650至1658年巩固了英国政权得以从事对外活动，他所奉行的对外政策(我们必须对其进行研究)，不仅带有宗教目的的色彩，而且深受宗教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