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碧尔来到纽约的日子是1954年劳动节⑥。但她一直拖到十月份才去找威尔伯医生，一方面生怕医生会拒绝她，一方面又担心医生接纳她。
拒绝，是合乎情理的，因为西碧尔似乎是那样傲慢地中断了治疗。但可能性更大的是医生记不起她了。这更使人伤心。西碧尔本就为自己不公平地责备威尔伯医生不辞而别而感到内疚。如今在害怕自已被拒之门外的感情中又掺杂了内疚之情。
接纳，又是另一种可怕的事。如果她被医生接纳，她就得告诉医生她在来纽约前住在底特律三年快结束时所感到的那种山穷水尽的情绪。她在教书的时候，似乎一切良好，但有时人在教室而不复记得。然而在她离开教室的时刻——回想起来实在可怕——出现了奇怪的、莫名其妙的事。这些事并不新鲜，实际上在她三岁半的时候就出现了，而且在十四岁时被自己所察觉。但在底特律，这些事不仅出现得愈来愈频繁，而且愈来愈吓人。她不敢告人的秘密，已成为可怕的负担。她常常要拼凑理由来隐瞒自己的秘密并且装作正常，这更成为负担。对此，她再也不能忍受下去。
她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会坚持说他们认识她。她去参加野餐，隐约地觉得自己以前来过这里。一种她没有购买的衣服，可能挂在她的壁橱里。她开始绘一幅油画，后来发现有人完成了这幅图画，风格与她的迥然不同。睡眠就是梦魇。她吃不准什么是睡眠。她往往觉得自己在白昼和夜间都睡觉。她还往往觉得在夜间上床和早晨起床之间没有一个分界线。在许多场合下，她没有去睡，却醒转过来，或者在睡后醒转时并不在翌日早晨，而在某个无法确定的时刻。
如果威尔伯医生接纳她，这些事情就要和盘托出。这一次，她立志要告诉医生。否则，就象自己得了癌，但告诉医生自己只是伤风感冒。
可是，西碧尔却不能肯定她能否使自己讲出真情。她知道，若不讲真情，治疗就脱离现实。因此，她怀疑恢复治疗到底是否明智之举。她犹豫了六个星期，才断然行动。
在火车上，往事渐隐。突然面临的，是现实，是她从费城仓猝迁移的现实。自从她三岁半以来，每次有这类事件发生，都好象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都好象是第一次。自从她十四岁起对这种情况开始察觉以来，每次有这类事件发生，她都告诉自己一切重新来过，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在底特律，有过许多许多次发作，但即使这样，她仍打起精神，把每次发作都当作是最后一次。
可是，这一次要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恐怖。她感到这次在费城的发作必将卷土重来。
火车嚓嘎一声，停在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西碧尔拿起文件夹，离开火车，急匆匆钻进出租汽车。她终于感到自己摆脱了对费城之事的烦人的忧虑和懊恼。出租车将要拐进晨边车道，驶近那褐色沙石建造的住宅区了。她在1955年9月，同特迪·里夫斯一起在这里租了一个二层楼的公寓。她觉得自在了，安全了，但首先是控制自己不去回想，才能安宁。
公寓的门一打开，安宁便消失了。卡普里这头猫，瘦得眼睛大大地，用嘶哑的嗓门向她迎候。这哀婉动人的猫嗓子，不啻是控诉。西碧尔没有给它留下水和食物，便把它扔下了。卡普里是她唯一的伴侣，唯一的财富。西碧尔不会有意亏待任何小动物的，至少不会亏待她的宝贝卡普里。但她已经亏待它了。她扔下自己所爱的小猫，正如她自己在过去反复多次被自诩爱她的人们所扔下一样。
4.化身
西碧尔躺在床上，烦躁不眠。一到早晨，她就非得把她经历过的事告诉医生不可了。但要走这一步，将比她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她回想自己当初来纽约后第一次见到威尔伯医生的情况。
由于热切的期待和焦躁，西碧尔在1954年10月18日那一天黎明之前就早早地醒了。这里是以惠蒂尔的名字命名的小小的宿舍。屋里光线昏暗。她朝四周一瞥。靠近书桌的椅背上是她那件海军蓝的华达呢上衣。梳妆台上，是她那海军蓝的皮质手提包、海军蓝的丝质手套和海军蓝的帽子。帽上还有一小块海军蓝面纱。椅子下面端端正正地摆着的，是她那双海军蓝的浅口无带中跟皮鞋。鞋里塞着灰色丝袜。这一套衣装是在昨天晚上煞费苦心地配合到一起的。
室内的东西在逐渐明亮的光线中变得清晰时，异地的生疏感便消失了。她思量着要对威尔伯医生说些什么。这次可得把一切都和盘托出了。
西碧尔脸朝着窗户和黎明的天空，伸了伸懒腰，便仔细地、慢吞吞地穿起衣服来。在戴她那小乳罩时，她发现双手哆嗦不停。为稳住身子，她在床上坐了起来。她小心翼翼地穿上衣服，用一种机械般的准确性戴上帽子。她自知不用照镜端详便已穿戴得堂堂正正。海军蓝正在风行一时，而那小小的面纱更是画龙点睛之笔。
西碧尔朝窗前走去。惠蒂尔宿舍庭院中的树木早被秋风刮得一叶不剩。她脸朝太阳，一时晃了眼，便从窗前走开。六点半，时间还早。跟大夫约定的时间是九点。
时间。唉，她永远拿不准时间。笨鸟先飞吧。她戴上手套。
她跨下宿舍台阶，越过阿姆斯特丹大街，朝东南角的哈特利药铺①走去。整个世界好象还沉睡未醒哩。
药铺里面，除了一位出纳员和一位店员以外，不见人影。为等待人类自己醒来，出纳员正用砂纸板修理指甲。身穿白色上衣的店员在大理石板后面摞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