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碧尔在柜台前坐下，要了一块丹麦点心②和一大杯牛奶，然后脱下手套，神经质地把手套卷弄不休。在细嚼慢咽时，她明白自己在有意消磨时间。这消磨二字使她有些畏缩。
七点半，她离开药铺，在阿姆斯特丹大街上等了等公共汽车，然后决定不等了。公共汽车总是使她感到糊里糊涂的。今天早晨，她必须头脑清醒。
经过谢默霍恩图书馆和圆形的圣保罗教堂，她几乎认不出这些建筑了。一直到116号街，她才认出哥伦比亚大学的模样。通过116号街上的大门，她能看到远处的洛氏图书馆、它的混合性建筑、它的爱奥尼亚型③大柱以及前台阶上那座阿尔马·马特的骄傲而又带几分忧郁的塑像。她注意到洛氏图书馆与罗马的万神殿非常相像，只是后者略小一些。
113号街上的圣约翰天主教堂引起她的兴趣。她在教堂门前逗留了足足十分钟，研究它的歌德式建筑，想到它似乎是一个多次不断修建的作品。嘿，她可不能不断地走下去呀。于是她停步等候出租车，但一直等到八点一刻才等到一辆。
司机操着布鲁克林口音，递给西碧尔一份《纽约时报》。她感激地接了过来。在车辆拥挤的高峰时刻，出租车走得极慢，使她神经感到紧张。她警告自己：每当心里急于到达目的地，结果可能反而晚到，哪怕自己早就动身也仍然如此。她读着报纸，觉得好受一些。今天，1954年10月18日，没有头号标题。第一版上没有提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或麦卡锡议员。标题简洁而有克制。她一条一条地读着，发现还有一条没有印出来的标题，无所不在：医生还记得我吗？
出租车突然停了下来。西碧尔付钱时，司机说了声：“祝你今天走运。”今天走运？她觉得难说。威尔伯医生的住房和诊所都在公园大街和76号街拐角的米黄色建筑内，她沉思着走进大门。8点55分，她站在通往公寓4D的私人门厅中。
门一直开着，使患者不用打铃就能进门。西碧尔来到一间光线昏暗的小候诊室。室内有一张小小的撑墙桌、一盏铜座台灯和几幅配着浅色木框的照片。该坐下吗？威尔伯医生进来了。“进来吧，多塞特小姐。”她招呼道。
她们走进一间阳光充足的诊室。两人都记起差不多十年前在奥马哈的最后一次见面。
西碧尔觉得医生变了。她头发比以前更加明亮。她显得更为女性。但她的眸子、她的微笑和她点头的样子丝毫未变。
同时，威尔伯医生也在想：她跟以前一样，还是那样苗条、虚弱。一点都没有见老。我哪儿都未见过这样的脸：形状象一颗心、翘鼻子、花蕾般的小嘴。这样的脸，你在纽约街上难以见到。这是一张英国人的脸。尽管有微微几个小凹痕，还是英国女人的一张气色良好而又朴素无华的脸。
医生没有请西碧尔坐下，但她有这样的意思。坐哪儿呢？那张绿色长沙发椅（一头还放着一个小小的三角枕，显然是供患者安放其痛苦的脑袋用的）并不招引人。一把“俯视着”三角枕的椅子，显然是这位精神病大夫的“第三只”耳朵④。唯其如此，那张绿色长沙发椅更没有吸引力了。
西碧尔不管那把长沙发椅，朝着诊室另一头的写字台和椅子走去。她踩着宽幅的地毯，动作缓慢而有些紧张。一边走，一边数着地毯上的玫瑰花环。她停住脚步。青灰色墙上的顶层书架，有一支黑色钢笔，系着金带，嵌在玛瑙底座上的一个金色笔架中，有一个绿色的小铅笔架和一个有绿叶花边的绿花瓶。里面插着各种绿色植物。医生不用假花，西碧尔对此很高兴。
西碧尔从写字台下小心地拉出一张红木椅来，僵硬地坐在椅子边儿上。给人的印象是简洁、真实、缺乏感情。似乎是在雇主的办公室呈递一份简历，而不是经过艰苦的斗争后如今怀着强烈的意图回来找医生深谈的样子。她开始讲话，大学毕业呀、教书呀、在职业治疗领域中工作呀、绘画展出呀、没有按威尔伯医生的建议去做心理分析呀、甚至母亲之死呀，在这冰冷的一小时内，都被提到了，一点不带感情色彩地提到过了。
西碧尔在介绍斯坦利·麦克纳马拉此人时也是冷冰冰的。他是一位英语教师，是她在底特律教书时的同事。虽然他俩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他开口求婚的地步，她提起他的时候仍是冷若冰霜。她回避自己同他的真实关系，避而不谈亲昵行为或她自己的感情，只讲他一半是爱尔兰一半是犹太血统，只讲他父亲遗弃他的母亲，而他母亲后来又遗弃了他。这份“报告”还包括她的观察所得：斯坦⑤是在孤儿院中长大的，经过个人奋斗终于在学院毕业，而且有了自己的地位。
其实，威尔伯医生有兴趣的并不是西碧尔对斯坦的介绍，而是她在介绍中没有讲到的有关斯坦的东西。但医生并没有敦促她讲。一小时快过去了。她只问了一句：“你要我干什么呢？”
“我想在职业治疗领域内工作，”西碧尔答道。
“我想你早已从事这项工作了。”
“我想我愿意同斯坦结婚，但我又不十分肯定。”
医生问她还想不想回来复诊。西碧尔害羞地低下了头，从眼缝中向外窥视，胆怯地说：“我想回来请你做心理分析。”
威尔伯医生高兴了。西碧尔·多塞特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析对象——聪明伶俐，天资较高，能够胜任，但是比较孤僻、冷漠而且害怕。她的瞳孔由于焦虑而扩张到虹膜本身的大小，这一点也没有逃过医生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