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服装商店，西碧尔决定买一件褐色的衣服。衣服的袖口和腰带都印着红色和金色。离开商店时，西碧尔对弗洛拉说：“褐色的衣服，我是买给西碧尔的。那些印花是给我的佩吉那一部分买的。”
在商店门外，弗洛拉招呼出租汽车。西碧尔止住她，说：“我们乘公共汽车吧。”弗洛拉回想起西碧尔对公共汽车的恐惧，觉得她这句话很有意义。“谁都可以坐公共汽车去这儿去那儿，非常简单，”西碧尔要她放心。在公共汽车上，西碧尔又讲起商店里算账的事。“我以前总是请别人替我算账。我自己反正不算。但现在我可以自己算了。我能定购自己想买的东西，在出租汽车里找零钱，丈量衣料或窗帘布——能做我以前不能做的事。”她再次强调“以前”二字，并露出内心的喜悦。
当然，西碧尔偶尔也会短暂地露出那些化身的影子。新的西碧尔会在起居室里踱来踱去，说什么：“我要走了，我要建立新的生活。一切都如此激动人心。要干的事那么多。要去的地方也那么多。”弗洛拉不由得想起佩吉·卢曾想与其他人一刀两断的事。
有客人来访时，西碧尔会谈起早期的美国式家具。这里晃动着维基的影子。
迟迟方现身而又匆匆整合的金发女郎，在西碧尔奔放的热情中似乎无所不在。
新的西碧尔动手修补一个碎花瓶，这原是迈克或锡德会动手来干的事。她做饨羊肉，这是玛丽常做的菜。最使人惊诧的是她竟演奏了肖邦的B小调夜曲。在过去，只有瓦妮莎会弹钢琴。
西碧尔对弗洛拉讲下面一番话的时候，露出了南希·卢·安的影子：“我为自己过去那样狭隘和执拗而感到羞耻。我现在不怕天主教徒了。”西碧尔还说：“我基本的信仰没有变，但不再有宗教折磨，而且有了新的观点。”这无异在说：“玛丽走出了圆顶建筑。”
自主而独立的化身已不复存在。他们已成为一个丰满完美的人格的不同方面。
自然，西碧尔大病初愈的心灵还不免脆弱。她有时会害怕未来。“我不想再生病了，”她常常这样说，“我真怕会发生什么事。”弗洛拉认为西碧尔的恐惧是完全正常的，正如每个人都怕自己变老一样。
谈话时最使她痛苦的是谈到拉蒙。直到离开纽约的前夜，西碧尔才说：“我应该要求他等着我，如果我当时知道我那么快就康复，那就好了。”过去不能哭泣的两碧尔，如今泪如雨下了。
西碧尔在弗洛拉家的两个星期中，威尔伯医生每天打电话找西碧尔，还来吃了几次晚餐。西碧尔和医生谈到她们的新计划。西碧尔在宾夕法尼亚一家为情绪异常儿童开设的医院里得到职业治疗家的职位。这是她过渡到执教的一项临时职务。
1965年10月5日，离去的那天晚上，医生和那位原先的病人离开了弗洛拉的公寓。两个女人，并肩走过了十一年旅程，如今再走一程便要分手了。新的西碧尔将走进她的新时代的黎明。一个第十七位的自我，取代了那位干巴巴的醒着的自我。这确凿地证明：真相是内在的，表面是假象。因为在世人所看到的干巴巴的自我之中，埋藏着一个崭新的女人、完整的女人，世上的人多少年来宁可信其无不愿信其有的女人。
尾声：新西碧尔的新时代
我就是本书中的弗洛拉，也就是本书的作者。自从西碧尔离开我公寓后，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至今已七年有余。读者在阅读她给我的来信摘抄时，自会对新西碧尔的新时代有所了解。
1965年11月4日：“我希望你能来看看我的房子。科妮（即威尔伯医生）说：租房子还不如买房子便宜。我必须现付一些钱，科妮把钱借给了我。我的客房相当大。这是供你、科妮医生和劳拉轮流住的。我为自己有了房子而神魂颠倒了。卡普里在这里。它最喜欢呆的地方是前窗台。有时想：它是否发现我只成了一个人……”
1966年1月20日：“在这冬天，我有时间读些书了。《友谊和自相残杀》、《寻找阿米莉亚·坎尔哈特》、《我的父亲海明威》、《陪审团重返》、《别人的钱》、，《堡垒中的国王》、《中国式镜子》以及布鲁斯·卡顿有关南北战争的三部书。这些书大多同我读过的报刊文章一样，都是讲当时的新闻人物和事件的，而我在当时有那么多化身，根本跟不上任何事态的轨迹。如今要跟上时代的东西太多啦。”
1966年9月25日：“我正在想：我在这儿已有一年了。在我一生中，这还是第一个延续而没有间断的一年。使我惊喜不已的是：多少天正好一星期，多少天恰好是一个月，一天也不少。迄今为止，我只有一天没有工作，因为当时耳朵痛。这是我一生中最了不起的体验。人们根本不把这当一回事，认为是理所当然。我却不那么看。
“一切都还不错。当然不是一切顺利，但还没有为难之处。工作了七个月以后，我还长了一次工资。我很惊奇，因为我签过一份合同，没有想到会长工资。但我还是想将来回去教书。
“你问我：我曾提到过的美术补习班到底是由我开办还是我去参加的。我以为我以前曾经对你说过，其实我没有讲过。你瞧，在我的心灵里，我同你经常见面，结果把这当真了。这个补习班讲授油画，学员都是成年人。我就在我家的画室教他们。请注意，在我家，而不是在我的房子里。玛丽和其余的人终于有个家了，但现在已经没有玛丽也没有其他化身了。只有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