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至于普通老百姓的福，在当时的典籍上却难以找到具体的说明。
既然幸福是指从环境、机遇到人的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完备和满足，那么，能达到这种条件的人可说是难乎其难，很长时间里人们认为只有唐代的郭子仪近之。郭子仪是唐代的中兴名将，活了８５岁，历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四朝，参与并指挥了平定安史之乱和后来的内叛外乱，有“再造王室”之功。史称他“岁入官俸无虑二十四万缗，宅居亲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围甲馆不胜纪。代宗不名，呼为大臣。以身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书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婿皆贵显朝廷，诸孙数十不能尽识，至问安，但颔之而已。”
“宿将数十，皆①②《春秋左氏传》文公十四年孔颖达疏、昭公十五年。
８５１第六章
中国古代的幸福观王侯贵重，子仪颐指进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余人，后皆为将相显官。“确实达到了”富贵寿考“的标准。可是即使他也没有避免事业上的坎坷和人生的磨难，主上疑臣下忌，宦官程之振、鱼朝恩辈更是百般陷害，连其父墓也被盗发，他不得不处处小心谨慎，委曲求全。后来人说他”权顷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世而上不疑，侈穷人欲而议者不之贬“，“完名高节、烂然独着，福禄永终”
，③如此等等，不过是冠冕堂皇的溢美之词，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由此可见，幸福，在中国有时也称之为福禄、福休、福祚、福祥、福嘏等，虽然几乎人人向往，却往往是停留在个人的愿望和对他人的祝愿之中。
中国流传的宗教，主要是道教和佛教，迎合着人们的这种文化心理，把“福”字作为自己的旗帜、到处招摇，争取信徒。佛教虽然宣扬人生皆苦、现实生活中不会有幸福，可是它又宣扬人死之后可以“涅盘”
，达到最高的幸福，积极推销廉价的天国入门券。不但如此，他们还把自己的宗教设施和宗教活动，贴上福的标签。例如把庙宇佛寺称作“福界”
、“福堂”
、“福宇”
，把信徒们的供养布施、行善修德称为“福业”或“福田”
，意思是说这些活动好像是播种耕田，将来会收到幸福的果报。道家在求福的过程中更为直捷，它们认为人不必死，在现实生活中就可以谋得幸福，白日飞升，成神成仙，进入“福地”
、“福庭”
、“福乡”。这些思想之所以在中国深入人心，历代相传；佛教和道教之所以历经千余年而香③《新唐书。郭子仪传》。
第一编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９５１火不绝，直到今天还在继续流传，原因就在于它们反映了人们对幸福的渴望。至于儒家所提倡的幸福，像“孔颜乐处”
，只能被少数文化品位比较高的人所接受，尽管当权者千方百计地提倡它，对于大多数人民群众来说，只能是可敬而不可亲，可听而难于行。相形之下福神的笑脸倒是比孔夫子的肃穆面孔更有魅力。
自求多福和求神赐福人生幸福的根据是什么，也就是说，是什么决定着人生的幸福？人生的幸福可不可以遍求，靠什么来求得幸福？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不同时代的人们。而他们也总是根据自己的时代所提供的知识，根据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回答。
持以德祈福观点的人们认为，人生命运的最终支配者是帝、天和鬼神；天子有一定的权力，他可以作威作福，可是，天子的权力也是由帝、天和鬼神赐予的，他只是天命的代表。
正如墨子所说的，“我未尝闻天下之所求祈福于天子者也。”
①在他们看来，只有超世间的神秘力量才能决定人生的命运，成为人生之祸福的最终主宰。然而，这种观点并不赞成绝对的命定论，如所谓的“天高而难知，有福不可请，有祸不可避”
②之类。墨子尖锐地批评了这种“福不可请，而祸不可避”的“执有命之言”
，他指出：“天鬼之所亲厚，而能强从事焉，则天鬼之福可得也”。
③在他看来，决定和支配人生祸福①③《墨子。天志上》、《墨子。尚同中》。
②《鶡冠子。近迭》。
０６１第六章中国古代的幸福观的帝、天和鬼神，是有知觉、有感情、有思想的善良主宰。
应该说，与绝对的命定论相比较，这个思想是个进步，它不自觉地降低了帝、天和神鬼的地位，而抬高了人的地位，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其实，远在殷周时期，有些思想家已经明白，人们可以部分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决定个人的祸福。据说殷代的太甲就曾对伊尹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④西周时代的诗人吟道：”永言配命，自求多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