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以史籍所载，刺董卓的事纯属虚构，杀吕伯奢一节也与事实不尽相符(据《三国志注》引《世语》、《杂记》，他杀吕伯奢是出于误会)，这都说明作者并不为史料所限制。然而，曹操确实反对董卓，所以作品所虚构的谋刺童卓的情节与他的基本政治态度又是完全一致的，特别是在这故事中所体现的他的志节慷慨、胆略出众，跟历史上的曹操的雄才大略更是密合无间。同时，历史上的曹操也确有残忍、自私的一面。倘若他在发现自己误杀了吕伯奢一家以后，又与伯奢迎面相逢，按照他的后一种性格特点，他当然不会留下吕伯奢而给自己造成巨大威胁，甚至带来杀身之祸。因此作品的这种艺术处理也是符合他的性格特征和生活逻辑的。正是通过诸如此类的艺术加工，曹操的性格特征才表现得如此清晰和深刻。
其二，作者写人物时，能够注意到形象的真实性和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当然，作者对人物有自己的爱憎和评价，但并不采用简单化、绝对化的手法来描写人物以表示其爱憎、褒贬；在突出人物思想、性格的主要方面的前提下，也刻划出次要的、甚至与之相反的东西。因此，人物的性格往往是矛盾的统一，人物并不是作者按照某种主观观念演绎出来的傀儡。
在作品中，曹操曾遭受到作者的不少批判，但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加以丑化，而是按照历史的真实，也着力写了他的雄才大略和其他的长处，甚至还虚构了诸如谋刺董卓一类的情节来突出他的志节和胆略；而这些又跟他的残忍、狠毒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相反相成。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既不是“好恶”这一概念的图解，也不是“好恶”与“雄才大略”这两个概念的混合物的图解，而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至于作品中最受赞扬的人物恐怕要数关羽了。正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但是，书中也根据历史的真实，有意识地描写并渲染了关羽的骄横与刚愎自用。例如，据《三国志·关羽传》，马超投刘备后，“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知羽护前”，回信说马超不及关羽。但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却写成关羽于马超投降后，派关平来对刘备说：“父亲知马超武艺过人，要入川来与孟起(马超字)比试高低”，搞得刘备十分紧张；孔明作书发付关乎星夜回到荆州，信中说马超不及关羽，关羽“遂无入蜀之意”。(《刘玄德平定益州》)这就不仅更突出了他的“护前”，而且显示出了他的目空一切和不识大体。作者并不因为关羽是他所要赞美的人物，就不顾生活真实地使之成为毫无缺点的完人，反而以虚构的情节把这一缺点表现得更加鲜明，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因为骄傲和不识大体本来就是历史上关羽的一个致命的缺点，他后来的失荆州和被杀，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个缺点恶性发展的结果；掩盖了这一点，关羽的性格发展和结局就会显得虚假、不可信。而正由于作者在塑造这一形象时并不采取简单化、绝对化的手法，我们所看到的关羽，就是一个现实生活中可能具有的、“义勇”而又颇有点骄横与刚愎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并非“义勇”这一概念的演绎。
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除了上述两点以外，还有一些具体的艺术手法也是值得注意的。例如，善于运用夸张、烘托和对比，常以反复渲染来深化人物性格，写人物多以粗笔勾勒等等，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构成《三国志通俗演义》艺术成就的其他几个方面，是：结构宏伟，组织严密；故事情节错综多变，引人入胜；描绘各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淋漓尽致、波澜壮阔；长于摹写战争。特别是最后一点，其成就与我国其他古代文学作品相比是较为突出的。诸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大规模的战争，作者都能把双方力量的对比、彼此的方略、战前的准备、战争的进程及其变化、胜负的决定及其原因、有关人物在战争中的精神面貌及其作用，叙述得极其生动、具体而又极为精炼，同时把战争的巨大声势、紧张气氛表现得有声有色，扣人心弦。至于许多规模较小的战争，如濮阳之战、宛城之战等等，也都各具特色，从无雷同之感。这确是难能可贵的。
三对于小说史研究工作来说，这部书还有一些值得重视之处。
首先，它可能有助于确定罗贯中的时代及其写作《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时间。
罗贯中到底是什么时代人，明朝人本就众说纷纭，有说南宋的，有说元的，也有说明的。一般认为《续录鬼簿》之说铰为可信：“罗贯中，……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后又六十年，竞不知其所终。”但即使依据此条，也只能知道他于元末至正二十四年(一三六四)还活着，至于他在那一年是几岁，仍然无从知道。一般说来，一个人能括到八九十岁就很不容易了，《续录鬼簿》的作者在至正甲辰后至少又活了六十年，则他在甲辰年最多三十左右；同时，一个人到能够成为比自己年岁大得多的人的“忘年交”，一般总要在成年之时，也即二十左右，而从“甲辰复会”语来看，两人在这之前已经是朋友，并且已经分别过一段时期，则甲辰年《续录鬼簿》作者至少要二十几岁了。换言之，他在该年应是二十以上、三十以下，他跟罗贯中既是“忘年交”，至少应相差十几岁，多则可相差三四十岁甚至四五十岁。年龄相差越大，越说明两人相交之“忘年”。因此罗贯中在一三六四年少则四十左右，多亦可至六七十岁。一般假定其生卒为一三三〇——一四〇〇年，实是一个跟他的实际生卒年也许会相差几十年的假定。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到底写于元末还是写于明初，更是一个尚未弄清楚的问题。一般文学史着作都把它作为“明代文学”来叙述，其实也只是一个尚无证据的假定。
但是，此书中的“今地名”，也许会对上述问题提供一些线索。
原来，书中在提到地名时，有时在其下注有小字，说明三国时的这些地方为“今时”何地。已经有同志注意到了这一情况认为从“今地名”中可以知道此书断限“不会晚于元末明初”。我们感到：从“今地名”来研究其成书时代是很有见解的，但所得结论似过于谨慎。因为这些注中所说的“今时”何地，除了偶有误用宋代地名者外(如卷十一《诸葛亮傍略四郡》提到武陵郡，注云：“今属鼎州。”鼎州系宋地名)，都系元代地名。其尤重要者，如卷二《曹操兴兵报父仇》提到琅琊郡，注云：“琅琊，今益都路沂州。”卷十一《谙葛亮傍略四郡》提到桂阳郡，注云：“今属郴州，尚有桂阳路之名。”同卷《孙仲谋合淝大战》提到荆州，注云：“古之荆州，即今峡州是也，后以江陵为荆州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