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对刘备，罗贯中虽然颇多赞美之词，但其实也还是把他当作“枭雄”来写的。不但史料中当时人指斥刘备为“枭雄”一类的话，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基本上保留着，有时作者甚至自己出面来加以评述，如《云长延津诛文丑》中，写关羽斩文丑后，袁绍欲杀刘备，备以言自解，作者评云：“此是玄德极枭雄处。”可见他认为刘备还不是一般的“枭雄”，而是“极枭雄”。在《刘玄德败走夏口》中，关羽提起昔日欲杀曹操而为刘备所阻之事，说：当时“若从吾意，可无今日”。刘备回答道：“此时亦为国家惜耳，若天道辅正，安知不为福也！”接着，罗贯中就引用裴松之之论，指出刘备的回答并非真话，实际上也就显示了：即使对所谓义同生死、情如骨肉的关羽，刘备也没有忘记耍弄权术，和“极枭雄”之类的评语可以互参。但此类描述，在毛本中都被删改了。
再就《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刘备在一些重大事件上的表现来看：例如，他在荆州被曹操打败后，派诸葛亮去联合东吴，共拒曹操，诸葛亮提出：俏曹操失败，就乘势夺回荆州；倘曹操胜利，就乘机夺取东吴。刘备对此大为赞同，说是：“此论甚高。”又如，刘备在入蜀之前，已在荆州与张松深相结纳，并以言语相挑，使张松献出了蜀中地理图，然后与张松立下誓约：“他日事成，必当厚报。”明白地表示了他欲图刘璋、取西川的决心。他这种蓄意结纳张松以图刘璋的行为，跟他一面与孙权同盟抗曹、一面却想乘机夺取东吴的筹画一样，都不是所谓“忠厚长者”做的事，而是“枭雄”本色。而且，正因作者在事前就淋漓尽致地写了他与张松的这一番勾结，所以，后来法正、庞统劝刘备图蜀时，刘备的几次推托，就都显得是故意做作。还应补充指出：这里所述及的两件事，前一件纯系虚构，后一件也基本是虚构。
因此，就毛本而论，固然可说是从尊刘抑曹的封建正统观念出发，一味丑诋曹操，极意美化刘备，但这能不能概括罗贯中写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时的指导思想，却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当然，即使从《三国志通俗演义》来看，作者在总的方面也是对曹操的否定远过于对他的赞许，而对刘备则作了许多肯定甚至有所美化。但是，书中的称赞刘备，主要在于他的“仁德”，而如上所述，作者对曹操的“仁德”之处也是同样称赞的，并不因为一个是“正统”、一个非“正统”而有所轩轾。那么，书中之所以对刘备着重于褒而对曹操偏重于贬，恐怕是现有史料中刘备事迹可与“仁德”挂起钩来的比较多，而曹操则此类事迹较少、与之相反的事迹却比较多的缘故。换言之，作者对曹、刘态度的不同，主要似还不在于封建正统思想，而在于追慕“仁德”的政治观念。自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塑造这两个形象时没有体现出封建正统思想，而只是想说明他在这方面与毛氏父子的区别。
总之，《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思想上与毛本《三国演义》是很有些不同之处，值得认真研究的。也正因此，本书的重印不仅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文艺读物，而且也符合小说史研究工作者的需要。
夫史，非独纪历代之事，盖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灾祥，褒贬予夺，无一而不笔之者，有义存焉。
吾夫子因获麟而作《春秋》。《春秋》，鲁史也。孔子修之，至一字予者，褒之；否者，贬之。然一字之中，以见当时君臣父子之道，垂鉴后世，俾识某之善，某之恶，欲其劝惩警惕，不致有前车之覆。此孔子立万万世，至公至正之大法，合天理，正彝伦，而乱臣贼子惧。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亦不得已也。孟子见梁惠王，言仁义而不言利；告时君必称尧、舜、禹、汤；答时臣必及伊、傅、周、召。至朱子《纲目》，亦由是也，岂徒纪历代之事而已乎?然史之文，理微义奥，不如此，乌可以昭后世？语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此则史家秉笔之法，其子众人观之，亦尝病焉。故往往舍而不之顾者，由其不通乎众人，而历代之事愈久愈失其传。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花，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子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则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其间办未免一二过与不及，俯而就之，欲观者有所进益焉。
予谓诵其诗，读其书，不识其人，可乎?读书例曰：苦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至于善恶可否，皆当如此，方是有益。若只读过，而不身体力行，又未为读书也。
予尝读《三国志》求其所以，殆由陈蕃、窦武立朝末久，而不得行其志，卒为奸宄谋之，权柄日窃，渐浸炽盛，君子去之，小人附之，奸人乘之。当时国家纪纲法度坏乱极矣。噫，可不痛惜乎！矧何进识见不远，致董卓乘衅而入，权移人主，流毒中外，自取灭亡，理所当然。曹瞒虽有远图，而志不在社稷，假忠欺世，卒为身谋，虽得之，必失之，万古奸贼，仅能逃其不杀而已，固不足论。孙权父子虎视江东，固有取天下之志，而所用得人，又非老瞒可议。惟昭烈，汉容之胄，结义桃园，三顾草庐，君臣契合，辅成大业，亦理所当然。其最尚者，孔明之忠，昭如日星，古今仰之；而关、张之义，尤宜尚也。其他得失，彰彰可考，遗芳遗臭，在人贤与不贤。君子小人，义与利之间而已。观演义之君子，宜致思焉。
客问于余：“刘先主、曹操、孙权各据汉地为三国，史已志其颠末，传世久矣。复有所谓《三国志通俗演义》者，不几近于赘乎？”余曰：“否。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隐括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何病其赘耶？”客仰而大[口虐]曰：“有是哉，子之不我诬也，是可谓羽翼信史而不违者矣！简帙浩瀚，善本甚艰，请寿诸榇，公之四方可乎？”余不揣谫劣，原作者之意，缀俚语四十韵于卷端，庶几歌咏而有所得欤。於戏！牛溲马勃，良医所诊，孰谓稗官小说，不足为世道重轻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