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真正不放纵宽容自己，那么就自然有不可改变的方法。处事有未必得当的地方，必然是由于考虑精确。考虑不够精确，是因为心地不够恳切诚挚。因此君王纯正的心灵，才会有君王纯正的政治。
《关》是处于平和的心态，《麟炻》是出于仁厚的心态，倘若以平和和仁厚的思想进行统治，就会对民众仁义而爱惜万物，天下也就会各得其所。否则，拿着周代的法度却只作为一纸空文行事，不但没有益处，反而会损害民众。”民胞物与（把民众同胞万物与自己等同起来），子厚（张载）胸中就因为有这样的深挚的心，才能够讲出这样的话。否则，就只像是演戏一样，即便是表面上有哭有笑，但实际上那里有真诚的感情？因此做事情应该心地真诚。二帝（帝尧、帝舜）三王（夏禹、商汤王、周文王）亲亲、仁民、爱物、既不是像他人学来的，也不见得道理就是那样。所谓亲、仁、爱，是什么样的出发点呢，只是由于真实的情感恳切诚挚，就像慈母爱自己的子女一样，不由自主地那样去做。因此，就会有许多生息爱养的政治策略。哎！这真是太令人感叹了。
作为统治者，应该使所统治的民众有生存的条件，使每个人都安分守己，万物各得其所，每件事情都处理的恰如其分。这是统治者应该具有的本分。如果那样去做了，就会感到欢畅，睡得安稳。如果有哪怕是一个人一件事一个物体不妥当，心里怎么能够放得下呢？为什么？作为一个郡邑的长官，那么整个郡邑都会听从自己的统治，作为一个国家的君王，那么一个国家都会听从自己的统治，作为天下的统治者，那么整个天下都会听从自己的统治。不能够答复这样的众望，怎么能够称得上这个职位呢？怎么能够坐得稳这个职位呢？这样想了，时刻勤勉奋斗，尚觉得没有闲暇的时候，如果闲心养尊处优，安享国家的俸禄，整天想着为自己的妻子儿女谋利益，一有不遂心心意的时候，就大逞淫威，这怎么行呢？那么广大民众把这样的职位托给自己，难道应该只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满足吗？这样反思一下，就会自己感到羞愧的。
君王的法度是上符合客观规律，下顺应民众的人情，应该中正光大，不应该有丝毫根据自己的主观喜好制定的策略。推行法度的人，应该具备大公无私的情操，不能够有丝毫借口加以违反，这样才是正确的。君王和臣子根据客观规律进行统治，那么民众才会遵循这样的统治而安心就业。
人情是天下古今相同的，圣人恐其过于放肆，所以特别订立中庸作为防范的措施，因此民众易于服从。有扰乱道德规范的人放纵而改变中庸之道，做古今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因为其名誉地位很高，使人们对其没有怀疑反对的地方，反而盲目崇拜效仿，并形成一股潮流，岂不知那些没有人情的人，都是违背道德规范的奸贼。基于这个缘故，确立法律不应该太偏激，制订礼仪不应该太严格，指责他人不应该太苛刻，这样才符合道德规范。否则，就是驱使人反叛。
兴利废弊的时候，应该用严厉的法律；惩治奸恶治理混乱，应该用严厉的法律；调动民众的力量摧毁强大的势力，应该用严厉的法律。
一般人有五种情态，都是出自自私自利的目的。见到有利的就相随，见到美艳的女色就爱恋，见到美味佳肴就贪婪，见到安逸就享乐，见到愚昧和软弱的就欺负，都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唯独自私自利，其策术自然就会变得狡诈多段；唯独自私自利，其奸诈虚伪就会越来越多。君子知道很难加以禁止，就以道德来使之柔化，以教化使之晓谕，以礼仪使之禁忌，以法律使之衰竭小斯。禁止人们自私自利，强迫人们大公无私，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圣人治理民众就像治水那样，不能够遏止的水使它不流，只能够使其分为支流不至于泛滥成灾。使防护的大堤从不决口，这是帝尧、帝舜都难以办到的事情。帝尧、帝舜没有免除弊端的方法，只有坚持不被弊端传染的身心，使用拯救弊端之人以利于天下的治理，仅此而已。现在也是这样，法律即便有九成有利的成分，也不能够避免没有一成危害的地方，法律在开始的时候是有利的，也不能够避免在最终时不产生弊病。嫉贤妒能的人，只会纸上谈兵的人，就会抓住那一个弊端嘲笑讽刺。这时候，没有头脑的人就会跟着附会。不说天下本来没有什么事情，即便因循守旧又有什么关系；可是时势本来很难有所作为，轻举妄动有有什么好处。到了土崩瓦解，恶贯满盈的时候，就归结为天命吧。唉！国家奉养那些知识分子有什么用处呢？儒家学者对天地宇宙又该有什么贡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