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职设立的很多却屡屡变易，事情讨论很多次却；屡屡更改，这样就会给民众造成很大的灾害。古代选择有才的人时非常慎重，一旦选中就会长久地使用，制定政策的时候非常慎重，一旦制定了就长久推行。一年是这样，成百上千年也是这样。朝代不改变政治就没有改变，事理没有改变，法律就没有改变。这样各级官员就会坚守一种法规，不敢自作主张擅自更改；民众所见所闻的也是一种法规，不至于道听途说引起混乱。这样日积月累，就没有不遵守法律以保全自身的安全，没有不遵照政策号令以成为风俗的了。就像寒暑变化从不改变，这样年年有一定可以因循的规律；道路没有改变，那么就长久知道路途的远近了。这样是多么平定！多么持久！多么安静！多么容易实行！多么一劳永逸！或许有人会问：“如果一种法律实行久了产生弊端该怎么办呢？”术高明的人，只治疗疾病而不改变五脏，治疗患有疾病的内脏而不涉及其它健康的内脏；善于补衣服的人，只补破漏的地方而不会损坏完好的地方，浣洗肮脏的衣服而不用再重新制作新衣服。
神圣英明的世道，人情、礼仪、法律三者是不相矛盾的。混乱的世道，人情胜过法律，法律胜过礼仪。
商汤王、周武王的告示，帝尧、帝舜的悲忧，却是夏祡、商纣王感到可笑的。是不是为显示信用于民众，而将自己的心情坦白于天下？帝尧、帝舜说：何庸谣言呢！昭示于民众而民众不忍心不听从。夏祡、商纣王说：何需鳌言呢？昭示于民众而民众不敢不听从。阅读《尚书》的诰誓，从而得知君王的道德衰败已久了。世道到了商汤王、周武王，其趋势必然会产生夏祡、商纣王那样的人，又必然会产生秦始皇、项羽、王莽、曹操那样的人。因此维持世俗道德风尚的人，不能不考虑其流变。
圣人能够利用天下，然后天下也乐于为其所用。圣人以自己的心作为其用，而天下却以自己的形作为其用。所谓心用，就是无所作用的意思。众人所以恃持的，以为那就是其用了。如果与天下众人比较智慧和勇敢，就会显出穷尽的样子来。
后来的朝代没有人才，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不重视从政人才的培养。现在把这看作是毫不迫切的事。才有人提出这个题目来，就招徕耻笑。做官的不善良，国家受不到他们的贡献，黎民百姓就会遭到他们的祸害。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
圣人感动人心之处在患难的时候就更能得到验证。这大概就是因为圣人平时坚持仁义道德，恩泽深入人心的缘故吧。到了临时苍莽的时刻，怎么容得有思索的时间，便做出决定来捐躯赴义。这时并没有丝毫以此而成名，以此而报答君王的念头。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样做，只是觉得紧迫必须如此而已。比上述高尚就义捐躯较次的就是为了报答而去那样做，或者因为一时的冲动，或者因为感激对方丰厚的赏赐。呀！像这样彼此的关系就显得很单薄，没有丝毫诚意了。唉！先代的君王怎么会得到像这样的人呢？
如果圣人处于统治的地位，就能够使天下万物各自安守自己理所应当的地位，而没有恃强凌弱的祸患发生，这样各安其所，天下就会太平无事，就能够使天地万物都遂心所愿，而没有压抑委屈的事情，这样各遂其愿，万物就得以养育了。
民众之情过于肆溢，就很难加以制裁，如果加以制裁就会像割掉岐指（第六个异常的手指）那样，令人痛苦不堪。因此即便是制裁也要使民众能够接受，逐级地实行才对。用礼仪来训导，用法律来防止，不使其泛滥爆发，这才是防止肆溢的方法。这也是帝王调剂民众的情绪关键的方式，天下的治理或混乱都是由此而起的。
创业的君王，在海内都在瞩目倾听的时刻，以雷厉风行做出实际行动，这样其号令就马上得到响应。太平的日子长了，法度就会日渐疏略，人心也会换上而不可收拾，情绪也会萎靡不振。好像熟睡的人，即便呼他几百次也像聋子一样；又像疲惫不堪的身子，两只脚像瘸子一样，
盗贼追赶，火灾临近等情况下，或许能够猛然觉醒而急忙奔跑。因此政策法令不能贯彻执行，政策萎靡荒废，给皇帝提建议的很多，批下来的也很多，而众人却对此听而不闻，徒然发放一条条的文件，只不过是浪费纸张笔墨而已。即使将罪大恶极的一个人杀掉，也不知能否令他人肃然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