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霸，就是豪强威武的名称，并不是奸盗伪诈的行为。小人之情，有力量就以力量要挟，用不着虚伪奸诈；当力量不足的时候，就以智慧来弥补，这时据需要用到虚伪了。倘若自己的力量足以压服天下，威慑各个诸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用担心他们不服从，根本用不着依靠智谋奸术，这样怎么能够有虚伪呢？以诚和伪来区分王与霸，是自从宋代儒者开始提出的。其实饽之初误解了五伯（即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公、。另有其他说法。）“假之以力”、“假仁”这两个“假”字上面，岂不知这个“假”就是借助的意思。二帝（帝尧、帝舜）三王（夏禹、商汤王、周文王）以天德为根本，自己可以实施仁善，有倚靠什么呢？作为五霸要做好事，自己又没有本领，于是不得不借助势力而实施，否则就会令不行，禁不止，因此而借助威力来实施仁义。所以孟子说：“以威力来辅助实施仁义的称为霸。”因为自身没有，所以说是借助。人们之所以服从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智慧能够迷惑愚弄他人，而是对他们的威力无可奈何，只得服从他们。征服他人的，是用强大的威力；屈服于他人的，是用的虚伪。管仲和商鞅都是辅佐称霸之人的，看看他们的行为都是以威力来制约、束缚人，并不是强夺人和拐骗人的人。因此孔子说管仲“器量小”,而孟子说管仲的“功绩是那样卑小”.现在评判公孙瓒的罪过，只是说他的残暴刻薄，而不说他的奸险狡诈。如今官府教育民众远离罪恶而从善，只是依靠刑罚的威力，完全是霸道，用得着什么奸诈虚伪吗？看来有关王霸的考证，自有现成的来头。说来以德以力的行为，表面上都是仁义的，就像五禁之盟（《周礼》：宫禁、官禁、国禁、野禁、军禁。），难道二帝三王（尧、舜、夏禹、商汤王、周文王）能够指责这些么？难道能够反其道而行之么？这些都是借助威力而实行的。为什么恩德、威力最准确，诚与伪未必稳妥呢？王与霸是粗略的区分，用不着说到诚与伪的问题上去，如果仔细区分，即便是二帝三王（尧、舜、夏禹、商汤王、周文王）也有诚与伪的区分，更何况称霸的人呢？
阒然制约则小人也未必服从，循序渐进则天下豪杰都会被自己掌握。明确的制约即便是愚昧的人也会感到拘束，潜移默化则能够轻易驱使天下没有智慧机巧的人们。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能够以诚挚来实施抱负呢？”回答是：“这样做又有什么不至诚的呢？只是不露一点轻率而已。孔子说过：‘机密的事情不秘密则会对成功构成危害。’不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吗？”三公（即：太师、太傅、太保）的确立以示无私，三孤（三公之副：少师、少傅、少保）的确立以示没有党派之分，九卿（三孤加殙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徒、司空）的确立是为了表示没有隐私。事情没有私心曲衷，心境没有遮蔽躲藏，又有什么隐情呢？唉！从名称推断含义，官名和实际之间也很少有相符的。
要得到天下太平的光景，整个朝廷只要三个人（三公）就够了，一省需要两个人就够了。贤者只具备一味，而圣人却具备五味（酸、苦、甘、辛、咸）。拘于一种味道的人，性格执忧，见解偏颇，只有在适合其个性的地方，才能担当起来担子来。
天的气候有常规，人们依照这个常规去做，就会把各种事物做好；如果依照着这常规来长期颐养，就会很少患各种疾病。统治者的政治体制有常规，那么下面民众的意志就会趋于稳定，而逐渐可以责成。人们耳听目睹都是一样的事物，因此就可以减少过失。
小人最危险的是具有才华，小人有才华作为辅助，危害就更大了。君子最危险的是没有才华，没有才华的君子做事情，对世道有什么作用呢？
事情以便利于官吏私欲的，便长期地干下去，满天下都干开去，以至蔓延不可救就事情如果不利于自己的私欲，即便国家认为非常重要，三令五申也常常得不到实行，就是暂时实行也不能保持长久。有负于国家和民众是很大的罪孽。
刑法和礼仪不是两种不同的东西，都是让人们摒弃邪恶，从事仁善的事情。因此违背了礼仪，就会接近于受刑法制裁的地步。
帝王的恩德以默成而示意而已。其次是行为示意于人，以声色示意与人，使人们知道应当做的。还要以毁誉来示意与人，使其不得不那样。再就是以祸福、赏罚、生杀等来示意于人，使人们不敢不那样。到了以生杀来示意于人的时候，就是治理社会的办法和策术已经穷尽。叔季的时代，除了生杀以外没有其他方法。真是太可悲了！
有了权力，就有了利益。圣人以权力实行道义3,小人以权力谋得私利，因此不要轻易把权力交给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