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下太平的时候，文武将吏习惯于散懒，检出前人的话题来高谈阔论，好像真有才华似的。然而稍稍遇到艰难的事情，该担当大事的时候，就会仓皇失措，没有一点实用的本事，即可恨又可叹！士君子平时每件事情都应该讲究实际运用，这样到了做事的时候才能够发挥出三五分来；倘若根本不理会实用，就像是纸上谈兵一样了。
天下的事情，不是一个人做的，因此帝舜时有五臣（禹、稷、契、皋陶、伯益），周武王有十乱（十名有才能的大臣：周公旦、召公爽、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文母），其余所用的都是小德小贤，才能够振兴治理国家。天下的事情，不是一时做得，因此帝尧、帝舜延续了一百五十年，然后黎民起了好的变化。周文王、周公旦延续了百年之久，然后教化大为流行。现在的人们很少谈论社会的治理，因而孤掌难鸣而不能。一个人倡导，众人却百般诋毁，一时的缔造，后代的人们却将其倾倒。唉！难道社会真的不如三代（夏、商、周）了吗？振兴教化，只要数人坚持不懈，是不是还有指望呢？
双方都具有精备的力量，双方都具有勇敢和智慧，双方都愚蠢不堪，无论相比之下力量强弱都必然会发生较量。以精锐利用其混杂，以周备利用其疏忽，以勇敢利用其胆怯，以智慧利用其愚蠢，以有余利用其不足，以有意利用其没有防备，以果决利用其三心二意，以团结利用其分裂，以斗志昂扬利用其疲惫不堪，以慎重利用其惰怠，则力量的多寡就不是决定因素了。因此说战争的胜负不在于其它什么，而就在于利用对方，还是被对方所利用而已。实际上精锐，却故意暴露混杂；实际上有准备，却故意暴露疏忽，实际上很勇敢，却故意暴露出胆怯；实际上有智谋，却故意暴露出很愚蠢；实际上有富余，却故意暴露出不足的样子；实际上有意，却故意暴露得像无意一样；实际上很果决，却故意暴露出犹豫不决；实际上团结一致，却故意暴露内部分裂来；实际上士气高扬，却故意暴露出疲惫的样子；实际上很谨慎，却故意暴露出惰怠；这样一来，实力的多寡强弱另当别论了。因此能不能利用对方没有其他方法，应该知道对方暴露出来的，还要知道对方没有暴露出来的，这样就会百战百胜了。基于这个原因，把一切都暴露出来，是非常凶险的。错误地相信对方暴露出来的方面，也是非常凶险的。这是将帅应该务必审度的。
郡守和县令对于民众，首先应该知其痛痒，就像对待儿女一样发自内心，这么一来有什么事业做不出来呢？只是许多人天生就没有这种想法，你就是缩排了嘴，他们也浑然像在梦中一样。
或许有人会问：“做宰相用什么方法吗？”回答是：：“没有私欲而有见识。”问道：“那么做副宰（六卿之首）呢？”回答是：“知道如何用其所长。”做大事的人，必须有圣贤的心肠，必须有英雄的才能和见识。其为国家谋略，为民众担忧，是出于内心诚挚的感情，其图谋制定的策略，必须极其谨慎周密。图谋长远，怎么能够不成功，不有利于国家和民众呢？而今怀有贪功喜事的念头，为的是贪图轻率苟且，搞的是粉饰太平，以达到自己取得荣誉权贵的目的，置民众疾苦而不顾，破坏百年大计而不思，贻害社会也不计较，只是计较自己是不是有利可图。唉！可叹啊。
作为领导，最忌讳心胸狭小和见识庸俗，吏使那样的小官也会嘲笑你，这是不可不慎重对待的。
制定政策的人，订立了条文，发布号令，宁可宽容一些，重要的是能够认真实行，长久实行。如果制定的
法律非常精细严密，但不严格监督，检查不到，到头来是一纸空文，反而增添了许多麻烦。这是制定政策者最应该戒禁的。
民众的感情不可以违背，也不可以过于放纵。违背民众的感情就会产生隔阂，严重的就会使法令得不到贯彻，必然会导致不可收拾的结果；同时，过于放纵肆意也会使民众不检点，严重的法律无法制裁，必然会导致无法约束的结果。因此圣人调同其好与恶，充分体谅那些无法避免的情况，然后制定相应的礼仪法度，以防微杜渐。因此民众才能够安定成为习惯，不至于引起混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