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政治管理，应该使广大百姓心里感到安定，其中有大的利害关系而必须加以改革的，也不过十分之一而已。此外，只适合做平常的事情，不可以为了扬名立功，或者为了沽名钓誉。因此君子的建树言行，应该首先没有为了自己的智勇功名，至于雷厉风行，也未尝不可以。比如像自然的道理那样，以平和镇静为常态，而像疾风迅雷一样的行动只是一时而已。
惩罚人的时候不依照对方的罪过一一治罪，则对方就会有未尽的恐惧。犒赏他人的时候不依照对方的功劳一一行赏，则对方还会有更多的指望。
人有不可夺走的志气，即便是帝王也对其无可奈何。帝王有权力把人处死，可是有视死如归的人，这样帝王的权力也就到了尽头。这样的人如果就要处死他，倒不如宽恕地将他释放，以显示宽宏大量的盛德。所以圣人体察大多数人的心情，不敢强行剥夺他人的志气，而伤了天下大多数人心情，弄得个自己是个恶人。
圣明的帝王的道理，是以简洁为第一，那些繁琐的，都是实在没有办法简略的事情。因为唯独简洁能够净化身心，唯独简洁能够为了表率，唯独简洁能够减少自己和他人的过失，唯独简洁能够培养寿命的本原，唯独简洁能够积养天下的财物，唯独简洁能够不空耗天地的元气。
圣人是不会为了自己一个人而改变社会的命运，后代却为了一个人的尊严而改变社会的命运。可悲呀！我真不知道那样的天下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圣明的帝王和贤良的将相掌握统治权时，不必非要把朝廷里的小人一网打尽，只是去除那些元凶大奸就可以了。每次处理那样的人时，应该明确表示出自己的意向何在，那么大多数小人和在善与恶中间摇摆的人们，就没有不幡然醒悟，以逃避制裁。他们连过去的邪恶都来不及掩盖，连新的功劳善行都来不及积累，哪里还敢顽固地堕落下去呢？因此任命皋陶（舜之司法官员），不仁义的就远远躲避，去除四凶（舜罚之罪人：浑敦、穷奇、薮兀、呼哧），不仁义的也会远远避开。
有一种人以姑息坏人来换取得宽厚的名声，还有一种人以吹毛求疵来换的精细明察的名声，这些都是歪门邪道。圣人的宽厚是不会使人有恃无恐的，圣人的精细明察也不会使人无地自容的，在敦厚正大之中自然有不可改变的原则。
申子、韩非子也是帝王之道的实行者。圣人什么时候废弃了法律而胡作非为呢？诛杀四凶（浑敦、穷奇、薮兀、狐疑）、帝舜就是申子、韩非子。诛杀少正卯、斩侏儒，以及三都之堕，孔子就是申子、韩非子。即便雷霆霜雪，天又何尝不是申子、韩非子呢？因此应该在慈父的面貌后面有威严，在仁爱之中有原则。
三千三百个圣人（孔子的门徒），并不是以靡丽的文章为高尚的，而是把劳苦当作甘甜。当人心没有目标的时候，就会潜伏邪恶的念头。当人的身体安逸健康的时候，就会做邪恶的勾当。礼仪繁多的条文，使人心被占据，而没有闲暇想其它的事情；礼仪的条文是人读了有所感受，渐渐习惯于善良的事情；礼仪的条文使人的筋骨手足勤劳，不会偷懒养成淫荡的性格，礼仪的条文使人彼此相亲相爱，从而避免伤害感情或引起争斗。因此说，礼仪是修养的典范，是抑制自己欲望扰乱的防范措施。由于旷达之人乐于简便，一旦疏忽了礼仪，就会像河水决口似的一溃而下，引起很大的混乱。后代的讲究所谓的礼仪，偏离了礼仪原来的宗旨。先代的帝王情态和文雅已经荡然无存。现在人们只是注意容貌和动作，祭拜不断，媚态百出、声音柔软、巧于奉承、应酬交往游乐、穷奢淫赌、不厌相互吹捧之词，正人君子对此深恶痛绝。如果能够洗心改面归于淳朴自然，是拯救风俗的关键。然而不讲求先代帝王的礼仪，一进入放达、乐有、简约之境，长久不变成像西晋那样侈靡虚浮的简直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