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稳定时的大臣不避嫌疑，社会稳定时的小官吏不横加议论。姑息的祸患，比威严更大。这是温和、忠厚的人们所不懂得。
而今世态，唯唯诺诺，人情纷繁，下面的人擅长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技巧而为讨取欢心，上面的人为哪些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技巧而感到欣赏，相互拜访应酬的日子比办公的日子还要多，耽误公务，整天尽顾写请柬和应酬的文章而把民众的事情置若罔闻。时光只是这一刻时光，精神也只有这一点精神，如果他们的专心只在这里，对于那个方面就会疏忽。朝廷设立官位，本来是为了自己辛苦一些而使人民安宁，现在成了以扰民来回报官位了。
天下的存亡，在于帝王。喜好鹤乘轩的，岂止是对于民众的损害，而且足以使国家灭亡。更何况那些欲望大于此的帝王呢？从事政治管理的人，最可耻的是徇私舞弊，违背道德。作为官员，应该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合乎道理的就去实行，不合乎道理的就坚决摈弃。如果委屈迁就，计较自己的利害得失，倒不如自己辞掉不应得的地位，退到别的地方去。孟子说：”枉木直寻“（在小节上委屈一些以求的较大的好处），推敲起来，虽说曲了一寸却直了千尺，恐怕也未必是可以的。或许有人会问：”当与帝王和亲人相处的时候，恐怕有应当枉曲的地方。“回答是：”应当枉曲的时候就不能够叫做枉曲，而叫做灵活变通来处理，毕竟还是正直的行为。“与其妄杀无辜，宁可犯疏忽的错误，这是帝舜时代的司法原则。以帝舜的圣洁，皋陶（舜之司法官员）的英明，听比屋可封之民，而处于淳朴风气没有散去的世道，没有不了解其情由的事情，哪里会有怀疑而有疏忽的过失呢？由此可见听之法（《周礼》之审查方法：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尚不足对待所有的人，因而自古以来就有疑难而难以判决的案件。因此圣人宁可自己落个不英明的名声，也不忍心滥杀无辜。现在的司法判决，就怕别人说自己不英明，就凭着推想臆断的见解，以及偏颇的主观而杀人，太可恨了。如果生育错了则生育者还有悔过的机会，如果杀错了人，那么自己也犯了杀人之罪。司法官员应该慎重行事。
殉情而不违法，执法而不伤害感情，这是做官者的极大醒悟。圣人未必不奉公守法，可是在待人处世方面大都非常融洽，所以既没有丧失法律准则，而又没有引起他人的怨恨。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急躁之心，而不拘泥于一切的方法。
宽大和简洁，是从事政治管理的大体。不宽大则威令就过于严厉，不简洁则政策条文就过于繁琐。否则就会由于法律过于严厉苛刻，过于繁琐慎密，导致政治制度残酷，捆缚了自己又扰害了民众，英明的帝王应该加以戒禁。
世上没有容易做的官吏，即便是报关的小吏，也必须早起晚归，才能说是称职。如果有些人刚说做官如何好，那么他就一定不是一个做好官的人。
君子为帝王服务，合乎道理就挺身去做，合乎礼仪就鞠躬尽瘁，以诚相待就敞开胸襟做出贡献，无论是荣辱祸福都能够安然顺受。
最不应该开舞弊之端，最不应该使其形成舞弊的风气。在舞弊没有开端之前加以禁止比较容易，而在舞弊形成风气之后加以挽回则非常困难。以坚决果敢的态度挽回舞弊之风的，除非是刚毅勇敢的人。如果上面圣明的帝王，能够把开舞弊之端的人诛杀，以此来警告天下，那么舞弊的风气自然就会被革除。
避开锐利的攻击，在对方疲惰而归
的时候加以痛击，这被称为大智。所谓大智，不敢经常肯定自己。攻击精锐的敌人，躲避疲惫而归的敌人，这被称作神武。所谓神武，常常可以得到他人发自内心的佩服。真正的睿智的人可以长久地作战，而所谓神武的人就不必等待再战。
统治众人的方法，是赏罚那些小人物（对大人物加以惩戒）、典型的人物（费力小而人们不感到突然）、有名声的人物（人所共知）、大公无私的人物（没有自己私欲）。如果能够做到这样，那么就能够把百万人作为一个将领使用，否则必然会徒劳、浪费、失败，白白添加了没有任何效益的赏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