鞭挞、杖打、徒刑、流放、处死，这五种是小人的律令；礼、义、廉、耻，这四个是君子的律令。小人犯法就会被衙门（法庭）判刑，君子“犯法”就会被公诉判刑。即使那样的严刑历法，也不能使小人畏惧，什么原因呢？原因是刑罚不适当。对于诋毁和诽谤，君子是不畏惧的，什么原因呢？原因是那并非公道的公论。
感情不足语言伪装，那么这语言是不能够亲近的；诚实不足用相貌伪装，那么这相貌是不能够信任的。所以天下的事情最可贵的是真实，真实不能被遮掩，会表现在言谈表情中，也就可亲可信了。
权势、利禄、谋诈、诡言，是公道的大敌。唾手可得，贿赂潜通，机巧阴投，毁誉肆行，公道就会变形。世上冀幸而受诬陷的人，十个里面有五个，太可叹了！
圣人处世时专门研究人情，而研究人情，不是在人说话以前的想法，沉默不语的表现上下功夫。
有慕美导致爱恋，由爱恋导致狎蓑，由狎唉导致欢娱，由欢娱导致勇悍，由勇悍导致死亡。
礼仪是圣人制定的，人情却不是圣人制定的。圣人因为人情才制订礼仪，君子见到礼仪而因循人情。众人把礼仪单纯看作礼仪，而不知道其中的人情，那么礼仪就成了毫无意义的虚文，崇尚真实的人就会想方设法将其摈弃。
人到了无所顾忌及惋惜的时候，即便是君王、父亲的尊严也不能使其严肃，严酷刑罚的威严也不能使其害怕，千言万语也不能使其醒悟，即使是圣人也对其毫无办法。圣人知道什么原因，所以常常顾全其情面，体谅其感情私欲，从而使其不至于到无所顾忌的地步。
把他人比作颜回，就没有一个不高兴的，没有人理会颜回的贫贱和早夭；把他人比作夏犲、商纣、盗鉐，没有不生气的，都不在意他们的富贵和长寿。喜好、厌恶就是这样，而做人像夏犲、商纣、盗跖，为什么会厌恶他们的名字，却和他们一样行事呢？
现在的人骨肉没有始终如一的，这就是把彼此看得太大的缘故。圣人制订礼仪本来就是为了体现人情的，并不是要摈弃人情。圣人的心愿并非抛弃人情而随各人的意愿任意从之如果单纯为了一时一人，那么就会在后代造成极大的混乱。因此圣人不敢为了小的利益而违背大的趋势，为了一时而造成今后的弊病，他们看上去违背人情的地方，实际上是为了有益于人情。
珍视他人的仁善，厌恶他人的邪恶，是没有什么困难的。然而珍视自己的仁善，厌恶自己的邪恶，却不是那样容易。
诚挚就没有私心，没有私心就没有痕迹，没有痕迹就没有人怀疑，即便有怀疑，天长日久也会自然而然地消失。自己刻意做作，就会留下痕迹，留下痕迹就会使双方相互怀疑，相互怀疑就会因假成真，所以刻意做作是很有害的。比如三五岁的小男孩和小女孩天天在街市上谈笑，并不避男女的嫌疑，看到的人也没有怀疑有什么男女之情，这就是双方都很诚挚天真的缘故。反之，说继母仁慈，说后母贤惠，倘若不能摈弃私心，人们就未必相信，这就是刻意做作的缘故。
一个人搬走一块砖，走得很快，一个人搬运三块砖，走得很慢；两个人共同搬运十块砖，走得更慢；到了天黑比较一下，这四个人搬运的砖数是相同的。世上的事情应该任从其便，足以使事情完成就行了，不必强迫大家都一致；如果非要强迫大家都一致，那么就必然会使有的人之常情受到伤害。先王不以伤害他人的便利来满足自己的意愿，则是基于事理得缘故。
人们的情感，有的表面上说是这样，而其人的本意并非如此，有的事实已经如此，而其人意愿并非那样，这缘故不是被时势所勉强，就是被体面所束缚。善于体谅他人者应该设想到他人的难言之情，从而不被他人的表面言谈和既定的事实所困扰。这就是为什么圣人能够感动人心，而他人乐于为其牺牲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