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性的圣人，只是将个性与理念相忘，与道为体，不待思索，上下纵横，恰与中庸吻合。反之，圣人常常小心谨慎，循规蹈矩，瞻前顾后，才能坚持中庸，稍微放松就会产生偏差。所以圣人君子的心中，没有一时一刻纵欲妄为之初。
至人专一，圣人全面，专一则有登峰造极的独到造诣之处，全面则取类万象而臻其精妙。唉！至人有圣人的功誉而没有圣人的全面，只是由于固执管窥的见识。
所可贵的是刚正，可贵其能够战胜自己，而不能战胜他人。孔子的门徒子路没有战胜自己恃勇的私念，就是被勇所征服，毕竟不能说是刚正。那么圣人门中准是刚正之人呢？我认为是诚信厚实的颜回，以及鲁莽愚钝的曾参，其余的没有名闻。
天下古今有一条大路，叫作“大中至正”,是由天地设造的。亘古及今走过这条路的人并不多，有帝尧、帝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颜回、曾参、子思、孟柯，还有周敦颐、程颐、张载、朱熹，虽然没有走到尽头，毕竞也是这条络上走过豹人。用这条路比较古今的人，虽然伯夷、伊尹、柳下惠也是异端，更不用说释（佛）家、老子、杨朱、墨翟、阴阳数术百家了。如果要仔细分辨，那么伯夷、伊尹、柳下惠是左门旁道，释家、老子、杨朱、墨翟是邪门妄道，阴阳星数是歧门乱道。这些支节原来都是从正路开始，但念头稍微偏差，往下走去，则走地越远越荒谬。所以说，异端的观点原来并不悖异而只是出发点偏异而已。有什么根据呢？释家的“虚无”是从儒家道中的“寂然不动”偏差出去的，老子的“无为”是从儒家的“守约施博”偏差出去的，扬朱的“为我”是从儒家的“正静自守”偏差出去的，墨翟的“兼爱”是从儒家的“万物一体”偏差出去的，阴阳家是从儒家的“敬授人时”偏差出去的，术数家是从儒家的“至诚前知”偏差出去的。看来大路上人们时而信奉释家，时而信奉老子（道家），
时而信奉杨朱，时而信奉墨翟，时而信奉阴阳、术数，是综合数家的长处而已。在岔路上，释家、老子、杨朱、墨翟、阴阳、术数，都不理解圣人最初的原意。这些好象五味（酸、苦、甘、辛、咸）不适均不可以专用，四时（春夏秋冬）不错行不可以专令一样。
圣人的道不以险奇取胜，一旦险奇也就是贤者而已。
战国时代是个充满残酷的气运，充满机巧虚伪的世道，君主除了富国强兵的方法以外不谈论别的，臣子除了追求功名利禄的策略之外什么也不干，此时天地四方的正气唯独集中在孟柯的身上。所以当时孟子疾愤世道太严酷，深切为民众担优。
清、任、和、时，是孟柯对四位圣人（颧项、帝誉、帝尧、帝舜）所议定的溢法。远效帝尧、帝舜，研循周文王、周武王，上则度律天时，下则俯袭水土，是子思为仲尼（孔子）所作的赞语。
圣贤修养天所赋予的道理，仙家修养天所赋予的气数。然而阳气脱离身体，仙家也不能不死，只留下气长存。性尽而道全，圣贤也不能不死，只是留下道理长存。倘若修养短浅至存亡，而又关系到气质的薄厚，这是圣贤并不计较的。
贤人在谈论圣人的时候未免偏颇，因为计较评判过严而已。奇怪的是俗蠢腐儒们一听到是圣人的言论，就极力回避其悖谬之处而设法使其贯通；见到是贤人的话语，就洗心挖肚地想方设法寻找其疵瘤。如果有附会的，便从而欺骗，则阳虎、孟优便失去了真面目，以假乱真，其免不得徇象得象的嘲讽。因此儒家学者要认识清事理，道理所在，即使是疯子的言论，也不比圣人的言论逊色。圣人也有出于一时感触的言论，怎么能当作至尚的真理不能更改呢？
帝尧、帝舜的功绩事业如此伟大，道德如此全面，孔子赞不绝口。在帝尧和帝舜的心上，有多少遗憾和不满足呵！
道原术是体会不尽灼，心原本是没有盈满的，时势之分不可牵强，力量不可以勉强，圣人怎么又放得下呢？所以圣人本身局限于时势、力星之外，心又长于时势、力量之外，一旦觉得浦足，就不成分帝尧、帝舜了。
伊尹认为天下的人没有一个不可怜的，伯夷认为天下没有一个人不可恶的，柳下惠认为天下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教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