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并不是没有浩然的气概，只是用得极为巧妙而已。孟轲一生所持用的都是这样两个字。我常常说：“孟子是浩然的气质，孔子是浑然的气质。浑然是浩然的归宿，浩然是浑然的作用，可叹息啊！孟子没有达到浑然的地步。”圣人的学问专门研讨人事，专门讲求实在的道理。
传说二女（娥皇、女英姊妹）试探帝舜，所谓书不可全信。圣人遇到圣人，一见面就可以确定其人品，一说话就会心心相印，又有什么必要试探呢？即使帝舜没有识别人的能力，仍然需要试一试，假如帝舜不能使两个姊妹满意，那将怎么办呢？是否帝尧轻视骨肉，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当成商品了，有这样的事吗？
亘古及今，唯独孔子、孟子的功业最伟大，伟大的持久。时雍风动，现在的民众也没有受用之处，多亏孔子、孟子将其发挥，使帝尧、帝舜的事业至今尚在。
帝尧、帝舜、周公、孔子的理论，就像四通八达的大路，无所不通；就像替代日月一样，无所不明。其他人的理论则有所明晰，必然也有所昏晦，如伯夷、伊夷、柳下惠就是沉昏于清、任、和之中，释（佛）家沉昏于寂无，老子沉昏于清啬，杨朱沉昏于剖义来电话墨子沉昏于仁恶，管仲、商鞅沉昏于律法。其心有一定的方向，比如鹘鹘知南；其心有所厌烦，比如冥旦憎恶夜晚一样。这难道不是纯一偶然成为一家了吗？可毕竟是偏气罢了。
帝尧、帝舜、夏禹、周文王、周公、孔子，这些振发古代精神的圣人没有一点偏琦之处，只是五行（金木水火土）集中不一，各自有各自的性格和气质。帝尧敦厚正大之气较多，帝舜精明睿颖之气较多，夏禹含蓄收敛之气较多，周文王柔和嘉褒之气较多，周公文雅诚挚之气较多，孔子庄重严肃之气较多，倘若经常读阅经史的人就会发现。如果天纵圣人，太和元气没有任何影响，四季之气纯粹是德行，行事不会落得一点气质，那六位圣人（帝尧、帝舜、夏禹、周文王、周公、孔子）应该是一个样子而没有丝毫的不同之处。
读书的时候应该研究圣人的气质和性情，人们认为孔子的着作寓恢宏气象于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之中。像回非给我一把杀牛之刀用来杀鸡，即七情之喜，由之抚琴而门人无知，即七情之怒；予之死亡的悲伤，获麟时的悲泣，即七情之哀；谈论志向，与他人对歌之时，即七情之乐；山中雌性山鸡的叹息，即七情之爱；对由之诡辩的斥责，回答子贡的“君子有恶”的话，即七情之恶；谈论周公解梦，发东周的想法，即七情之欲。由此可见孔子七情所用之处。
圣人豹离明之处在于渗移默化，而贤者以下就没有那么深的造诣，总是锋芒毕霖，显于声色，其文章也显得不够稳重。
或许有人会同：“孔子、孟子周游四方，到处推行他们的观点，是不是因为他们卖弄学识呢？”回答是：“圣人自己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天地生出自己，深晓统治的方法，具有扭转乾坤的能力，倘若只是呆在家里，是辜负了自己才学，所以到处游说，以求得机会，遇到可以实施自己抱负的君主。即天下遇不到适宜的君主，还有九夷、海外的指望，公山佛肝要去的地方，先生真的想那样吗？穷乡僻壤也可以去。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呢？这是由于他们自认为有扭转乾坤的能力，天下有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所以必须找到贤明的君主才能施展抱负。就好象别人的孩子掉到井里，似乎与自己没有关系，可自己站在井边，又有营救的办法，难道能够袖手旁观吗？”明道（程靖）对答王安石能使之惭愧，伊川（程颐）回答苏辙，结果导致分裂，由此可以看出二人的得失。
不要拿腔作势地装作超人，一生中乖决怪癖。也是和一般人一样，如果有意让别人觉得自己与众不同，那么他决不是圣人。
一生中没有软弱、圆滑的态度，可以称得上男人，能够既柔软又不失刚强方正的气概，这才是男子汉。圣人、贤人就是以此来区分的。
圣人对于所有的事物，以没有即定的体制为即定的体制，以没有即定的方法作为即定的方法，以没有即定的见解作为即定的见解，以没有即定的制约作为即定的制约。因此圣人随心所欲，而贤人为了把捉住自己，自己制定了法度。
圣、贤的私人书信，可以公之于众；他们自己的私事，可以广为告知；他们随意的谈话，可以任人听闻；他们居室内的行止；也完全可以随人进出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