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神昏庸的人、意志消沉的人，天下的大事不是如此庸才做的。挽袖拍手，莽撞冒失，夭下的大事也不是这样的人千的。千大事的人，智勇双全，庄严正谨，气态沈重，有所不谈论的事情，一旦谈论某事则正确得当，有不做的事情，一旦从事某事则必然会成功。小自以为是而炫耀才学，不轻易行事图侥幸成功，这才是有真才实学的人，而庸人很少会认识到这点。世上只有前两种人，互相讥讽，而被有识之士嘲笑。
贤人、君子，哪一种人里没有？鄙夫、小人，哪一种人里没有？世俗都以官职大小来确定人的好坏，而把品德的邪正着成第二位事情。现在有身为仆人、奴隶、乞丐，特地做了忠孝节义的事情，为天下确立了遵纲守常的榜祥，我宁可崇拜这样的人。看那些达官贵人，简直还不如那些仆人、奴隶和乞丐。或此而论，富贵利达与忠孝节义相比，不是像鸿毛与泰山一样吗？所以不要轻视普通民众，贫寒的儒生也不可自己把自己看得渺小不堪。就时势而论，即使是现官，也有曲尊扣求的时候呢。就品质而论，则帝尧、帝舜途遇行人还可以施礼让路。就心境而论，谁贵谁贱？谁尊谁卑？因此天地问唯独真理最为尊贵。天下唯独持真理的人最为尊贵。
山林隐士常常养成一种傲慢轻人的性格，也常常在心中积蓄着一股愤恨不平的怨气，这是极为有害的。
追求功名的人专心致志，顾不了父母、兄弟、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没有两方面都能照顾到的，必须先有了功名而后才能显父母。叶子憎其父而去养羊。陈仲子妒忌其兄受鹅而宁可为人灌园，周泽揭发妻而破戒，都是出于迫求功名之心才那样做的。
世上的人常把好事让给他人去做，自己甘于不肖，却又要窃取好名声。反而低毁他人不肖。唉！这就更使他自己不肖了。
区分圣人的言论容易，区分众人的言论很难。圣人的言论容易有益于众人，而众人的言论很难成为圣人，岂止是当时的抵毁奉誉，即使是千古英雄和豪杰之士，以及有节义而正直的人，一旦被人议论，则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各执己见，都是信口雌黄。比如舞文弄墨的笔吏使人的罪名出入很大，都是根据自己的想法，冀求公正的见解，使屈死者复生。而真正服罪的人有几个呢？不过是由于活着的人恣意谈论，而死者含冤九泉。啊！使评论他人是非者，出于无名之人，还是过去的人的万幸呢。那时候着书立说之人，当时名气很大，一旦言论不谨慎，就会碰到文字狱的惩罚，即使死了也没有办法辩白，这真是太不仁义了。所以君子评论某人的时候，与其刻薄刁钻，倒不如宽恕为怀。
所谓正直的人必然不够忠厚，忠厚的人必然不够正直。正直的人确立纲常，匡扶世道，忠厚的人颐养平和，安守常规。然而引起天下大祸的，是正直的人；姑息天下大祸的，是忠厚的过失。兼正直和忠厚的的，只有时势中的圣人而已。
炫耀才学是学者君子最大的隐患，而粉饰吹捧自己才学更为有害。炫耀，是不隐藏自己所掌握的知识。粉饰，是自己根本没有知识却假装博学以虚伪骗人。
世土人有三种情况就会不顾及其它：坚持宾理匡伏正义的人不能顾及自身的安危，追求富贵利达的人不能顾及道德品质，自私自利的人不能顾及天下大众。
有难言之隐而于心无愧的人，宁可让其消逝得一干二净。所以君子的心里能够容纳别人的误解，像太伯就是那样。感清上不忍心那样，而道义上却不得不那样去做，宁可背上不仁的包袱。所以君子为了真理可以忍受非议，像周公就是那徉。感情上可以原谅，而法律却是不可废除的，宁可被人误认为残忍也要使法律得到贯彻，像武候就是那洋。别人都随波逐流，而自己不与之同流合污，则藏掩自已的名声以分担诽谤之辞。所以君子可以为众人分担非议，像宋子罕就是那样。
人降生于天地之间，即使是低下愚昧也会有一技之长，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有看起来很深奥而实际上毫无意义的才能。所谓真正的才学，能够被人们掌握，用途广泛，而不是单纯为自己使用的，以自己为目的的才学都不过是偏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