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闻征纳税项之要有五：一、征纳税款须在国家总理，税务之人不能任人征约勒索；二、征纳须有定章，如轻重贵贱及收纳之法；三、办理宜公正，凡所收之税款，皆宜作为众人有益之用，不可有私饱侵蚀之弊；四、征收宜均平，不可稍令偏多偏少，使贫者输重税，富者输轻税；五、征收税款不可见利忘义，如国内一切奸恶有害世道人心之事，国家非独不禁且又从而利之，征其捐税，是即见利忘义也。要之势不可禁，乃从而征其税，犹可言也，如鸦片是也；可禁而不禁从而征其税，乃见利忘义，如闱姓博赌，西国榷酒酤是也。
若论征税之法应如何为最公最精，则甚难乎其言之。盖欲征税之法轻重多寡至极公极当之处，非详核国内各项人民每年费国家之钱物工役多寡，而后定其征纳之法不可。如农工贫乏之流远引跋涉，率多徒步，则街道不易损坏而省修葺之费，有耗于国家者即少；若有乘马行于途者，则其损坏街道较诸徒步者为多；若有乘车而驰驱往来于途者，则更甚矣。然如此核算，必不能之事也。又如商船行于海，国家设兵舰藉资保护，岁中所费不赀，此皆不能详算而定也。故各国之征税因此甚难，皆不用详核之法，只视其人之贫富而定其征纳之轻重。
若视其家产贫富而征之，其大要之法亦有二：一均平征法，如一人有家产一千金征五十金，又有一人二千金征一百金之类；二增减比例征法，如一人有家产一千金者征百分之五，又有一人家产二千金者征百分之六。其第二法近日尚未通行，然多人皆愿从第二法者，以其贫富轻重之得当也。瑞士兰国有一城名拔苏，其处用第二法征税已五十年矣，其征税之法又分二等；一家产租利之税稍重，因其取之易也；二俸禄来修之税稍轻，因其得之不易也。
是处家产租之税定为每年二百圆美银征纳百分之二；若每年得租利有四百圆美银则征纳百分之三，若每年得租利六百圆则征纳百分之四，若每年得利八百圆则征纳百分之四分半，得利一千二百圆则征纳百分之五，如是加增至一万二千圆则征纳百分之十，自此以上，其征纳之比例加增渐迟。至如辛俸之税得产利之半耳。
以上征税，凡二法。无论何法均须遵其章制，不得向民人乱征，使民无适从，又不可稽查时故意欺肆，妄行恫喝，与民为难。所言征税，皆其产利之税也，如家产之租利及辛俸来修是也。至其本钱则不能征，若用此法，则久之必至罄其家产归之征纳而后已也。凡征税不可扰害民人事业恒产，亦不可扰乱国内之贸易。
又征税不可过重，但令敷国用而上，如国用忽然加增，则税项亦将加重，然亦不可任意将各项加增，故须预定其征纳之事物何者易于加增而后为常征之物，以便国用忽增之时而加重之也。不然，则任意加增，如忽增米税糖税，则米与糖必贵，天下贫者多富者少，小民食力何以聊生？
而闾阎因之不便矣。故孟德斯鸠学日定租税之纲领，须通国人之财产而分为三；一日国人所不可一日无者；二日国人有之得藉此以图利者；三日即国人有之亦不必有益于国人者。第一则为政府者决不得而税之，第二则不妨税，第三则税之不妨稍重。近日租税之法，英国最为适中，略计贫人财产之额而免其租税，若无益之物则较有益之物料税更重，租税之法莫善于此。
查嘉庆年间，英法常有战事，国用糜费无常，度支短绌，故英人于国内无论何物概行征税，课法重而又重。然百姓虽苦而不敢抗捐者，以国家出入公而官无私弊，凡酌捐之数皆由下议院公议批允而后饬行也。
银行
天下之财莫善于流，莫不善于壅滞，财流通日见有余，已与人两得其利，财壅滞时虞不足，自谓利于已而不利于人，其实亦不利于已。有之日：“惟圣人能以美利利天下。”可知利于已而不能利于人与利于民而不能利于国者，均非美利也。
自华洋互市以来，中国金钱日流于外，有心世道者咸思仿行西法以挽回补救之，而无如逐末忘本，得皮毛遣精髓者比比然也。夫洋务之兴莫要于商务，商务之本莫切于银行。泰西各国多设银行以维持商务，长袖善舞为百业之总枢，以为财源而维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