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子端了两只碗，里面盛着酸辣西红柿汤，嘴里嘟嘟囔囔着：“做什么也不说个谢字……看看我要做的都是什么，我已经不年轻了，又有病……穷人可真惨，惨啊，惨啊，惨啊……”
法官拿起汤勺从奶油碗里舀起白色黏稠的一团，啪的一声甩到红汤里。
“呃，”他对外孙女说道，“我们不能麻烦别人。得给你请个家庭教师——住在山下的女老师，我们上不起教会学校——干吗非得去养肥那些教会呢？再说也太远了，专门接送这么奢侈的事已经没有了，不是吗？我想也不能送你去公立学校……出来后你准会操一口难听的土音，还挖鼻子……”
那天夜晚，赛伊躺在床上，身上盖着桌布，家里最后一床被单早已破旧不堪了。她能感觉到森林的膨胀，听到竹子中空的叩击声，霍拉山泉哗哗奔流，直涌向山肩的深处。白天，水声淹没在家务的喧嚣中，黄昏时逐渐响起，如清澈的歌声飘入窗棂。突然，好像她的听觉中开启了一扇神秘之门，她听到一种声音，无数微型嘴巴在慢慢咀嚼着房子，直至嚼成碎屑，这声音紧密地交融到空气里，很难察觉，但一经识别，便越来越响。在这种气候里，她将明白未经处理的木头只需一个季节就会全被嚼光了。
法官的卧室在大厅的另一边，正对着赛伊的房间，他发现自己因为外孙女的到来而心烦意乱，于是吞了一片安定。他醒着躺在床上，玛特就在身边。“小乖乖，”他咯咯地对她说道，“这么长的卷毛耳朵，唔？看看这些卷毛。”每晚玛特都枕在他枕头上睡，寒冷的夜里，法官会给她裹上一条安哥拉兔毛披肩。她睡着了，但就算这样，她也会竖起一只耳朵好像在听法官说话，一边继续打着鼾。
法官拿起一本书，可看不下去。他想起了自己过去的旅行，出发和抵达，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突然想起让自己都感到惊诧。他第一次离家是二十岁的时候，拎着个黑色锡皮箱子，很像赛伊来时拿的那只，上面印有白色字母：“J.P.帕特尔先生，斯特拉斯内弗号”。那是一九三九年，他离开祖籍地皮费特，来到孟买码头，再坐船去利物浦，并从利物浦转到剑桥。
许多年过去了，那段时光却又如此清晰而残酷地重回他的记忆。
那时他还不是法官，只是一个叫杰姆拜伊——或杰姆——的小伙子，他的岳父雇了两个军乐队的退休成员为他奏乐送行。他们站在月台上两个长条凳中间，凳子上分别挂着“仅限印度人坐”和“仅限欧洲人坐”的牌子，他们穿着脏兮兮的红色外套，领口和袖口的金色荷叶边都已褪色、脱线。当火车缓缓驶离站台，他们演奏“带我回到英国老家”，记忆中这是适合离别的调子。
法官由他父亲陪着。母亲则待在家里哭泣，她没有想到相对于最后相见一刻的短暂，离别长得近乎永恒。
“别让他走，别让他走！”
她的小儿子长着稀薄可笑的胡髭，喜欢她特地做的楚尔瓦米，到英国可就再也吃不到了，他特别怕冷，以后可要一直受着了；他带上她织的毛衣，繁复的花样渗透着她的拳拳爱意；还有本新买的《牛津英文字典》以及一个装饰好的椰子，准备作为祭品扔进海里，求神灵保佑旅途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