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氏表扬湛学，同时博罗杨起元复所，亦表扬王学，于是岭南讲席，二子分主之。复所之学，出于南城罗汝芳；汝芳之学，出于永新颜钧；钧之学，出于贵溪徐樾；樾之学，出于泰州林春；春之学，出于同邑王良；良亲受于阳明，五传而至复所。复所阐明王学宗旨，当时其学大盛，且越唐氏而过之。故粤中言王学者，前以薛中离，后以杨复所，此粤宗、浙宗在粤之传授源流，及其盛衰消长之大略也。
学术既分门户，一时不入于彼，即入于此；其附会多者，即成一学派，既成学派，而附会益多，此论岭学者，所由不出三家也。于三家以外，而别标宗旨者，在正德之初，有番禺王渐逵鸿伯，香山黄佐泰泉，亦能与当时学者相辩难。鸿伯论性，取张、程之说而补益之，具持论谓：“具于心者谓之性，成于形者谓之质，性则至善，而气质则有昏明强弱之不同。”故其为教，使人从事于学，以化气质之偏，则人人皆可以复性。尝与王龙溪论学曰：“今之学者，多主白沙、阳明之教，白沙之学在孔、颜乐处，阳明之学在致良知，以此为教，恐学者流于莽荡，无下手处矣。”其于白沙、阳明，似皆有所不足。
泰泉传其父畿之学，畿最服膺邵康节，喜言象数。泰泉着庸言，于象数亦详，然其论性，则与鸿伯独契，指责阳明。此则于三家而外，别标宗旨者。惟二人皆未能力行讲学，故鸿伯、泰泉之学派，终未大盛，只成为岭学之一支流而已。
明末新会陆粹明主白沙之学，终日静坐，访学吴、越间，遇高忠宪论学曰：“务要静有定力，令我制事，毋使事制我。”忠宪韪之。同时潮阳萧自麓以主敬为学，出罗念台之门，适忠宪谪揭阳，就而请教，语忠宪以潜养之功，而戒其发露太早，斯则岭学尝接东林之风矣。
清初，新宁陈遇夫延际，寻溯白沙之学，重订杨复所所辑《白沙语录》，以明白沙之学，由博返约，非堕禅悟，是为清初治白沙学者之先声。乾隆时，东安曾一受正万，尊主考亭，力诋陆、王，以为异学，其言且及白沙。自是而后，粤、浙二宗之学，传者寥寥矣。迨全祖望谢山讲学端溪，首祀白沙以下二十一人，行释奠礼，欲和融粤、浙学派，然于王学，犹欲有所倡。未几，谢山去粤，事亦无闻。嘉、道之际，仪征阮元芸台督粤，创学海堂，导学者以汉学，一时侯康、林伯桐、陈沣，皆以着书考据显，岭南遂无有言三家之学者。
南海朱次琦九江先生，于举国争言着书之日，乃独弃官讲学，举修身读书之要，以告学者。其言修身之要曰：“敦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其言读书之要曰：“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其为学不分汉、宋，而于白沙、阳明之学，皆有所取，教弟子尤重于实行。斯则清代岭学之崛起者。
朱九江讲学礼山，终二十余年，门人成就甚众，私淑先生之风者，至今未衰。其讲学尊朱子，而不废陆、王，谓陆子静善人，姚江之学，足以知兵御乱，由于读书有得。先生于举世排击陆、王之日，已具独见先识，不为苟同如此。故其学以经世有用为宗，不分汉、宋，而于明末儒者，尤服膺顾亭林，谓《日知录》一书，简其大法，可用于天下。盖先生学说，直追晚明，不落乾、嘉诸儒之下，巍然自成其九江学派者也。
先生着述之书，见于年谱者，曰《国朝名臣言行录》，曰《国朝逸民传》，曰《性学源流》，曰《五史实征录》，曰《晋乘》。有论清代儒宗黄梨洲明儒学案，而不分汉学、宋学。暮年着述如新，孜孜不已，既而稿未脱而疾作，乃自燔其稿。稿本繁重，焚一日一夜乃尽，学者无不惜之，然终莫测其燔书之用意也。先生门弟子甚众，而褒然能接其道统者，首推顺德简朝亮。门人曾搜先生诗文暨附录都十卷，称《朱九江先生集》，朝亮并为年谱，即以刊行。
咸同以还，朱九江既传其九江学派，陈沣又传东塾派。沣号兰甫，着《东塾集》、《东塾读书记》，学者称“东塾先生”。其学以通经致用为主，调和汉、宋之学，胡元玉、于式枚等，皆其徒也。珠江堤上照霞楼，为陈东塾授经处，斜阳流水，江上归帆，流霞如锦，风景颇佳；东塾手书“濠上”二字尚存。兰甫着述甚富，邃于音韵之学，尝谓粤方言与古音合者甚多，尤其与唐韵吻合，粤语之合口音属于十一侵韵，多与古通，不可不知。其讲学授徒，取顾亭林论学语，先之以“博学于文”，而尤以“行已有耻”为主，故气节之士，多出其门。胡汉民伯兄衍鹗及弟毅生，均私淑兰甫，而传其学者。至汪兆镛伯序，则受经东塾，为入室弟子。清亡，兆镛为学海堂长，闭门传经，不问世事。
清朝讳书皆抬头缺笔，如“溥仪”之“仪”字，必缺一撇之类。宣统大婚，粤中遗老具婚礼八百余份，兆镛与焉。宣统大婚，全国自命遗老者，具婚礼计千余份，粤人占八百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