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中国文化一个十分重要的机构，也是人类教育史上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制度。书院这个名词成为私人讲学的代表是朱熹建立起来的，但是用书院来称呼私人创办的学校则起自唐代。从唐末到20世纪初年，书院教育持续了一千多年，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一个制度得以维持这么久，它的贡献也就不用多说了。
“私人讲学”这四个字其实还是一个很现代的名词。因为在传统中国，公私的分别并不像现代这么清楚。唐末社会崩坏，世家大族早已陵夷，中央政令不行，原有的庙学教育也跟着衰落不振，于是有私人创办家族学校之举。其实私人教学，至少源始于孔子，但以家族之力来创办学校，招收学生，延聘师儒，这是以前少有的事，甚至可以说是创举。于是早期的书院便开始了。
从传统教育的立场来说，私人兴学不外是在官学崩溃的时候，模仿其体制和规模，继续其功用，并没有取代官学的意思或目的。这样的私人教育当然缺乏现代人“公”“私”分明的特点。
但是书院制度赓续长久，一方面因为理学家标榜它“为己之学”的理想，认为它才可以替代以考试为目的的功利教育；另一方面是印刷术普及之后，识字的大众增加，而官学没有办法负担教育这么多人的重任。因此书院就日渐普及，成为辅助官学的机构。
这种辅助性教育的性质持续长久，造成了官学兴则私学衰的情形，而更重要的是“官学化”的情况。宋末元初，书院已逐步受政府的管束。这正反映出它辅佐官学的特质，也反映了集权或专制政府控制思想和教育的一贯作风。
但是在发扬儒家的“为已之学”或宋明理学的思想上面，书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讲学的风气以及制度化当然要归功于书院，宋明理学或儒学的种种风尚及学派往往依附书院而发扬光大。这是中国教育制度史上十分重大的发展。西洋中古学术的发展往往依附于大学，迨文艺复兴，则“学院”兴起，日渐取代大学。而到了启蒙时代，沙龙更成了新思想的温床。可见学术的发达往往和思想家荟萃的场所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言之，书院是宋明以降儒学发达的制度上的保姆。
政府对于书院所扮演的角色当然是很清楚的，因此有数次毁灭书院的纪录。辅助官学教育的书院也因此得以发展出其特立独行的性格，使它继续不断更新，创造新思潮，影响政治及社会。我们对东林书院和它所代表的实践精神的神往，无非是因为它所代表的正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的独立理想。惟其独立而有尊严，惟其尊严而能赓续中国的人文传统。书院的发展到了东林时代的讲会、抗争，可说已经到了高峰。明末士人所遭遇的横逆，这又是世界史上令人掩卷叹息的惨痛诗章。清代以降，中国士人仍能在书院中发扬新思想，学术日有进程。但长期的镇压，使得士人无法再继续东林那种忧国忧时，事事关心的志气。书院与地方官学已经合流。有清一朝，士人所患为西潮东渐，对于明末所标榜的民族主义精神已视为枝节，而在恢复中国文化的主体这件事上，一般都感到书院的体制已经不够。新的教育体制逐渐取代了书院。清末时许多旧书院变成抱残守缺的保守工具，而终于被淘汰。但是在传统中国，书院曾经发扬了它的私人讲学的特色。这个特色是它能在辅佐的身份上仍然扮演了超然于政府的控制之外的独立角色。用现代人的看法来说，那便是书院，是传统中国的“公民”或“民间社会”机构。现代人注意到政府和社会之间一定要有分际，用法律来保障，两相平衡，这样才能有清明的政治，以及健康而不断创新的社会。“民间社会”的发展，欲使它健全，那就必须仰赖法治。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一切的活动都是专制政府随时可以干预的对象，政府的权力和社会的活动并没有法律来加以系统地划分，因此无法真正发展出现代人所羡慕或憧憬的“民间社会”。但是至少在书院的历史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追求“为己”、独立的理想时，多少扮演了社会良心的角色。在相当程度上，书院的活动保证了现代人所希望在“民间社会”里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