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在各地发展的过程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不断地和地方既有文化特色产生交流。中国有学术地理，可说是自宋代而开始。先此当然有学术与地方文化结合的现象，但中国疆土自元以降，扩张得特别快，再加上外族入主中国，所以在整合各种文化和民族传统的过程里，教育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它虽然难免要依附政府的力量，但它所追求的是“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的文化理想。在政治力量之外，书院所代表的是文化上兼容并蓄的精神。它不断与地方文化交流，反映地方文化的特色，从而替中国文化创造出“理一分殊”的现实及理想。总之，书院教育舍弃在中国幅员扩张的过程时，追求政治上的齐一性，而选择文化上的包容性。从宋元以降，替中国维持它作为一个政治单位命脉的实在是这种文化上的弹性和教育、思想上的包容性。书院至少在充分官学化以前是这种文化命脉的主要机构。今天回顾书院的历史，我们就更应该记得：缺乏弹性、创造力、缺乏由“理一分殊”的信念所产生的对话精神，那么中国要在21世纪的世界竞争，这是不可能的事。早期书院的外敞态度和不断与新环境交互影响的生命力是我们现代人所必须珍惜和重新阐扬的东西。
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赓续了书院的文化理想，对书院史及宋明理学的研究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我几次到岳麓，对于湖湘之学所源出的这个千年学府，心向往之。负责所务的名学者像杨慎初、陈谷嘉、朱汉民等先生，以及负责书院史研究的邓洪波先生都是旧游，书信论文往来，对我个人的认识增益匪浅。最近洪波把书院学规和章程汇编成书，希望我写一篇序，我感到十分光荣。我希望这本书可以广为流传，成为书院研究的叩门砖。更希望由此而集合更多学者去重新评估书院得以延续一千余年、不断创造更新的力量根源，好让我们在面对下一个世纪的挑战时可以从过往的经验中汲取其精神活力，勇往直前。
清漳书院
在肥乡县。清乾隆十年（1745），知县饶昌绪创建于学宫西侧，招生童肄业。不久，知县郑大进增修，规模扩大。乾隆年间，章学诚主讲院中，所教虽以科举时文为主，但谆谆于“大义乃通经之源，古论乃读史之本，”所传为读书、作文、治学的基本方法。道光十一年（1831），知县王玉海筹画经费。同治二年（1863），知县杨毓楠置地629亩多。五年，知县李鹏展又拨十五村徭为院中费用。清末停办。
章学诚：清漳书院条约（一）院长与诸生约：书院课期一月三举，比家塾私课则为已疏，比官师月课则为加密。日程月计，不疾不徐。诸生以旬日读书，逢期集试，非第较量一日短长，亦思古人以文会友，切磋砥砺，共勉于成，乃所望也。以诸生不惮跋涉之勤，副令君（对县令的尊称）加意栽培之愿，自宜爱此日力，舒展所长，勿为无益聚谈，潦草塞责，方为有志之士，不甘自弃者矣。
乃此举课，策问《四书》大义，诸生置对，通场无一人。夫尽日夜之长，止作一文一诗，则学使考规，例不继烛，经书二艺，何以定篇？且诸生俱处乡僻，与院长继见无时，发策问义，非但试觇文辞，亦将问言观志，商榷学术。指授心裁，俱在于此。所问仅出《四书》，量非难解。若果按款胪对，则书理明通。从兹由近及远，以浅入深，《六经》、《三史》、诸子百家，将与诸生切磋究之，抵于古人之学。纵使材质有限，不能尽期远大，即此经书大义，稍能串贯，究悉先儒训诂，会通师儒解义，则执笔而为举业，亦自胸有定见，不为浮游影响之谈。上引材智，下就凡庸，粗细俱函，道无逾此。而诸生渺忽视之，将院长薄植，不足奉诸教生之答教耶？抑节省日力，以为剧饮闲谈之地耶？余甚为诸生不取焉。
且大义之体，始于唐人贴墨（贴墨：又作墨义。科举考试方法之一。按经义、注疏内容回答大义，无需解说。唐代始行，至宋王安石改用经义取士后停止。），宋人以贴墨之但取记诵，故即经书发问，令士子以读书心得之言，就题发明大义。其后又以大义法无一定，因作《四书》之义，截句为题，以杜散乱之嫌。明人法益加密，乃入圣贤语气，演为制义之格，诸生今所诵习之文是也。是大义与《四书》文同出一源，大义法疏而《四书》文密。诸生既已习《四书》文，断无不能更作大义之理。犹恐诸生未能深悉，故兹明白宣告，愿诸生勿惮烦苦，务取完篇。其读书有得者，固须贯串发挥，尽展怀抱。其不能者，亦须确守传注，按牍敷陈，不得剿说雷同，互相抄录，是为厚望。如但有诗文、不作对义者，诗文虽佳，生员不取超等，童生不取上卷，勿谓阅卷之苛刻也。此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