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不可不习也
场中作字，譬如善膏沐者，同此资质，而膏沐稍整亦足动目。故制艺俱佳则较其诗，诗律俱佳则较其字，而去取以分。其大凡也临帖之法，非徒濡毫摹写，以求其形似而已。必取古今名迹，悬挂壁间，或斜置几上，细玩其用笔起止，配搭疏密长短之法，队伏整列，笔气联贯而下，无错综不匀之弊，务期意在笔先，神与俱化。故未有楷法不工，而能工草者。至用墨濡笔，皆有程式。墨要去胶，笔要洗净，试卷虽涩，必不宜磨使光滑，所谓善事利器是也。我期功令，凡殿试、朝考，尤重楷法。鼎甲馆选，咸出其中，而可苟乎哉？先儒云：“作字端楷，亦主敬之一事”，则又不特场屋宜谨也。乃澎士书法，尚多未匀，即系注涂改，又多违式。查磨勘条例，每科学政，多有颁发。即乡闱，题纸后已胪列，为师者亦宜以教其弟子，每误则随时指正，必平日习惯自然，场中方无错误。若以为无关文字之佳否，而任意涂抹，是真与科名为仇也。大抵得失虽有定数，而人事要必先尽，故琐琐及此。古人云：三年心血，只争一刻眼光耳。有志者，幸勿河汉斯言。
礼法不可不守也
《纪略》原载《学约》，于人伦、师友、立志、戒讼之说，再三致意，兹特举其意所未备者，推而言之。夫吾人既从事于学之一途，不能不以舌耕为业；舍此，则别无谋生之术。盖防礼自恃，有如处女；怀刑畏法，惧入小人，其力守大闲，亦仅仅可以免祸而已。要之，训诲有法，自不患事畜无资，而或欲于公门中上下其手以沾利益，此大误也。盖自来清正之官，必能循理。故凡理之直者，可无烦托我；其曲者，始欲藉重一言，为可缓颊。而既视为谋生之资，又不能择事而预，在有司则已窥我之后，谓是固非理相干者也。无论从与不从，而我且以一言见轻，他日虽有至言，转不易入矣。至于墨吏，亦有别才，其经手固自有人，本不欲与正士相接，而反借非公不至之说，谓礼义由贤者出，而以澹台子羽相待，则吾亦何能不以自待耶？虽然，俗事非尽不可与也。设有至亲为人倾陷，则当极力为雪其诬；又或亲朋两相争竞，则必苦口为平其怨；他如保固桑梓，兴利除害之大端，则士为四民之首，又安可不身肩其任。此虽仁义，未尝不利，而吾之坐言起行者动于礼，非动于利也。则仍不害其为礼法自守也。夫礼法之所赅，亦甚广矣。由勉亭之所言，所谓伦之明、志之笃、理欲之必辩、师友之是尊，以至励躬行、戒词讼，皆范围曲成于礼法中，而率履勿越者也。必能守如处女之固，而后免为小人之归，可不叹欤？古人云：做士子时，当如闺女，要畏人也；既入仕途，如健妇，要养人也；及退休林下，如老妪，要教人也。所愿士子，识此数端，为读书之根柢，而复以通经、学古、课文、作字各条，互相淬励，从此日就月将，相观而善，士气蒸蒸日上，以与中土代兴，是又区区者所乐观其后也夫。
大梁书院
在开封。又名丽泽书院。明天顺五年（1461），提学副使刘昌创建于城南薰门内。成化二十年（1484），河南巡抚李衍改为巡抚治所，迁书院于丽景门外二程夫子祠处，祀二程。天启二年（1622），巡抚冯嘉会、巡按邱兆麟费银1200余两重建。有讲堂、会文堂、二程木主堂、缭垣、坊表、门屏、石桥及高明楼、八角亭、碧玉泉与诸生读书号舍等，置学田120亩。明末没于水。清康熙十二年（1673），巡抚佟凤彩改建于城西北隅天波楼旧址，有大门、仪门、正堂、左右斋舍百余间。堂后有书楼。延师课士。二十八年，巡抚阎兴邦重修，扩大殿堂，祀名臣先贤达115人，均为“或生于斯，或仕于斯，或寄迹于斯，立德立功”、“皆于大梁有光”者，使“缙绅知所则效，子弟知所尊崇”。教学“以‘六经’为根柢，以程朱为绳尺”。聘张沐、耿介等名儒任教，“两河之士，翕然归之”。三十五年，巡抚李国亮移建于城西南隅州桥西、古汴水经行处。五十八年，得御书“两河文教”匾，悬于讲堂。雍正十一年（1733），总督王士俊、布政使刁承祖重修，得帑金一千两，并定为省城书院，在全省范围选拔生徒，礼聘院长。乾隆二年（1737），巡抚尹会一祀河南先贤45人于讲堂，又刊刻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及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悬于课斋。道光初，得御书“正学渊源”匾，悬于讲堂。十六年（1836），钱仪吉任主讲，授义理考据之学。光绪十八年（1892），学政邵松年整顿书院，增设辨志斋，选学行优秀之士肄业其中。为“振兴文教，造就士林”，次年又增建明道书院，移辨志斋诸生肄业其中，作为分院。经费“由大梁书院节省饭食银项下，每年拨给银六百两”，诗文考课仍归大梁。定有学约、院规，藏有大量书籍。书院还刻印图书，存印书板12种。清末任山长者有仓景愉、顾林、顾璜等。二十九年，改为大梁校士馆，其藏书归入新成立之河南图书馆。三十一年，改为尊经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