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年间，岳麓适应时世而求变通。王先谦主院期间（1894—1903），注意时务，倡导新学，设算学、译学，开始近代化变革历程。二十九年（1903），终于改为湖南高等大学堂。辛亥革命后，凡经演变，成为今日湖南大学历史最悠久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天的岳麓书院地位独特，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全天候向游人开放；作为高等学府，它要向国内外招收研究生，开展书院文化和思想史为主的传统文化研究与教学活动，成为全国罕有的能够贯通中国古代和近现代教育血脉的活化石；在世界大学之林中，它历史悠久，超乎巴黎、牛津、剑桥、耶鲁等名校，并且能和它们一样阅古常新，成为全人类文明中令人景仰的璀璨之星。
古语有之，其为人而多暇日者，必庸人也。况既以读书为业，则当惟日不足，以竞分寸之阴，岂可作无益以害有益乎！或有名为读书，縻廪粟而耽棋牌者，即不敢留。至于剧钱群饮，猜令挥拳，牵引朋淫，暗工刀笔（刀笔：刀、笔皆古代书写工具，合而称主办文案的官吏。然刀笔吏后世成为讼师的别称，谓其笔如刀利，可以伤人。），亦皆禁止。盖鄙性拘方，不能曲徇也。
《诗》有之“朋友攸摄，摄以威仪”。无有不敬而能和者，倘或同群之中，谑浪笑傲，即隙之所由生也。甚至拍肩执袂，以为投契，一言不合，怒气相加，岂复望其共相切磋，各长其仪乎！有蹈此弊者，亦不敢留。君子爱人以德，幸垂谅焉。
每日于讲堂讲经书一通。夫既对圣贤之意，则不敢亵慢，务宜各顶冠束带，端坐辨难。有不明处，反复推详。或炤所不晓者，即烦札记，以待四方高明者共相质证，不可质疑于胸中也。
每月各作三会。学内者，书二篇，经二篇，有余力作性理论一篇。学外者，书二篇，有余力作小学论一篇。炤止凭臆见丹黄，倘或未当，即携原卷相商，以求至是。更不等第其高下，伊川先生云：“学校礼仪相先之地，而月使之争，殊非教养之道”，至哉言乎！
《四书》为六经之精华，乃读书之本务。宜将朱子《集注》逐字玩味，然后参之以《或问》，证之以《语类》，有甚不能道者，乃看各家之讲书可也。次则性理为宗，其《太极》、《通书》、《西铭》已有成说矣。至于《正蒙》，尤多奥僻，尝不揣愚陋，为之集解，然未敢示人也，诸君倘有疑处，即与之以相商焉。其程朱语录、文集，自为诵习可也。
圣门立教，务在身通六籍，所传六经是也。今之举业，各有专经，固难兼习，然亦当博洽而旁通之，不可画地自限。乃若于六经之内，摘其堂堂冠冕之语，汰其规切忌讳之句，自矜通儒，皆蒙师世俗之见，不可仍也。试观御纂《周易折衷》，何字何句不细心玩索？以天纵圣学，而且如此，况吾辈乎？至于《周礼》，虽不列于学宫，然实周公致太平之成法，亦尝集先儒之说为传，有相质证者，不敢隐焉。
学者欲通世务，必须看史。然史书汗牛充栋，不可遍观，但以《纲目》为断。至于作文，当规仿古文，宜取贾、韩、欧、曾数家文字熟读，自得其用。制艺以归唐大家为宗，虽大士之奇离，陶庵之雄浑，皆苍头技击之师，非龙虎鸟蛇之阵也。论诗专以少陵为则，而后可及于诸家，先律体，后古风，先五言，后七言，庶可循次渐进于风雅之林矣。
《书》言：“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猩猩能言，不离走兽；鹦鹉能言，不离飞禽。为言而徒以诗文自负，何以自别于凡民乎？故学问思辨，必以力行为归也。力行之事多端，惟《白鹿洞揭示》及芷田《吕氏乡约》得其要领，他日当纂集而剞劂之，以公同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