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诸部中，惟董卜韩胡亦素知慕文教。弘治中，奏请中国书籍。兵部尚书余子俊疏曰：“考之唐玄宗之世，吐蕃遣使求《毛诗》、《春秋》、《礼记》正字于体烈，以为与之书，使知权略，愈生变诈，非中国之利。尚书裴光庭以为吐蕃久叛新服，因其有请，赐以诗书，庶使甄陶声教化流内外；体烈徒知书有权略变诈，不知忠信礼义皆从书出。于是玄宗赐以诗书。今董卜求讨前项书籍，臣以为《成都记》即《成都府志》也，一府之舆图关隘于此乎载，不可与。《方舆胜览》，天下之舆图关隘于此乎载，不可与。其余书籍可以与之。若或不与，彼来朝之人市于书肆之中，亦不甚难。若因其请，遣人量加颁赐，因而敕其将旧维州地退还保县，彼必感恩知报，可免西顾之忧矣。”
正德间，建僧寺于西内。西僧行秘术者汇缘而进居其中，劝上遣中使偕其徒至乌思藏迎异僧。尚书毛纪谏曰：“乌思藏地方僻在西陲数千里之外，其地习俗鄙恶，语言侏离，与中国悬绝。中国之人亦鲜有使其地者。祖宗之时，番僧虽尝入贡，赐以法王国师等号，不过命之空名虚秩。居其本土，藉以抚化番众，无扰我边境而已。非崇信其教，留居中国，令人禁内，如前代之事佛求福者比也。前代事佛求福者终更得祸，史册载之。可为万世之明鉴。仰惟陛下神仁圣武，天纵聪明，曩在春宫，懋学毓德，继膺宝祚，任贤图治，天下之人拭目延颈以望太平者也。今无故而为此举，朝野闻之。咸皆骇异。以为堂堂天朝衣冠文物之区，道德纲常之化，而顾从事于夷狄之陋哉！且异端邪说，人人皆知其非圣明，在上讵肯崇信臣亦知此非出于陛下之本意也，实由番僧造为一切幻妄怪诞之说，上渎陛下偶尔听之，不计其累至于此耳。况本夷年例进贡自有旧定常格。差遣伴送另有通事人员，揆之事体，似不可以烦朝使。况近臣往番供送，虽曰先朝常有此例，当时庶政修明，教化大行，海内富庶，百姓安乐，偶一行之，不觉甚损。即今各处灾异频仍，人民困苦，盗贼生发，虏寇猖獗，兵戈相寻未已，储蓄所在空虚。而四川等处腹里之患甫平，松潘之警继至，疮痍满目，呻吟满耳，地方之疲敝极矣。当此之时，正宜劳心竭力，多方拯济犹恐弗及，尚忍复为此骚扰烦费之举哉！伏望收回成命，以彰乾刚之断，离照之明，使天下后世称为尧舜之圣，实臣等之至愿也。”
六年，上方好佛，自名“大庆法王”。外廷虽闻之，无可据以进谏。会番僧奏讨腴田百顷为“大庆法王”下院，乃书“大庆法王”与圣旨并。礼部尚书傅圭佯不知，执奏曰：“孰为大庆法王者！敢并至尊书之。亵天子坏祖宗法，大不敬当诛！”诏勿问。田亦竟止。
嘉靖二年，太监崔文以番僧灵异说上事佛，盛为斋供，吏部尚书乔宇等疏曰：“伏睹登极之诏，将法王佛子国师禅师等项尽行牢固枷钉，押发烟瘴地面卫分充军，遇赦不宥。其中有出入内府住坐新寺诱引蛊惑罪恶显着见在京者，拿送法司，问拟罪名，奏请定夺，一切传升善世真人等项尽行革退。又将近年以来左右近幸之人献谄希恩，在内添盖佛寺神庙，在外添盖玄明宫、石经山祠庙等项，俱经拆毁。彼时圣志清明，德性坚定，屏息异端，崇儒重道，邪正之辩了然明白。深奸秘慝一售其计，遂致蛊惑圣明。切闻天生圣人为天地神民之主，心之感格自与天地相通，气之和顺自协神人供佑。往三时不雨，一冬无雪露，祷宫中，遣官祭告天地宗社，随获感应，明效大验，彰着如斯。皇上深居渊默，体念于此，则妖僧经忏自不足信，一应斋醮无益之事俱宜停罢。方今天灾屡见，边报未宁，四方盗贼随灭随起，内外库藏日见消耗，恐不可支，相去正德末年不甚相远矣。伏愿皇上始终一心辟邪崇正，易信佛之念以尊经训，驰拜醮之劳以近讲筵，日隆盛德，保养天和，则圣寿万年，子孙千亿。”上嘉其忠，爱而不纳。
给事中安磐复疏曰：“武宗初年，亦尝留心讲学矣。二三年后，遂为左右瞽惑，即从事内典。内典即习，即从事番教。于是锁南绰言出入豹房矣。番教既谙，即从事取佛，于是太监刘允驰驱西域矣，靡费大官，腾谤道路，此陛下之所闻见者。即而刘允放而锁南囚，天下颂而陛下之明；正道复而异端息，天下颂陛下之圣；供亿灭而光禄裕，天下颂陛下之英。数者斯陛下之所以垂誉无穷者也。奈何甫及二年，遽袭故辙。崔文本以钟鼓厮役，夤缘冒升，今复导陛下以此。文之意以尝试陛下也。陛下既为所动，欲行香，欲登坛，欲拜疏，臣恐无已则导以声色，无已则导以货利，无已则导以游幸，导以土木，导以征伐。文以渐致也。诸余如文类者，又将牵连，伺便求所意欲逞也。陛下德可尧舜，而文敢如此，左道面欺，朋党紊乱。故曰文可斩也。”上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