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曰错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源，使民于不争之官，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下令于流水之源者，令顺民心也。使民于不争之官者，使各为其所长也。明必死之路者，严刑罚也。开必得之门者，信庆赏也。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恶也。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其言皆切於治理，使有天下者举而措之，可以保常治矣。又岂特霸齐而已哉？
《管子》以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吡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于田野，处工必于官府，处商必就市井。使旦暮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呜呼，由今之世，苟四民皆有定业，则民志定矣。民志定，而天下有不治者乎？
晏子则有《晏子春秋》，其所以治齐者，未必专于用墨，然观其宗庙之祀，豚肩不掩豆，瀚衣濯冠以朝，则亦俭而过苦。其术则本之墨氏。
法家者流，韩非、申不害、商鞅诸人是也。名家者流，彭蒙、田骈、慎到诸人是也。韩非有《韩非子》，申不害有《申子》，商鞅有《商君书》，慎到有《慎子》，世皆有其书。
《慎子》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争。今立法而行私，是与法争，其乱甚於无法。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於无君。故有道之国，法立则私善不行。君立则贤者不尊。民一于君断法，国之大道也。慎子之言如此，而庄子以概乎皆尝有闻许之。余观其说，大率李斯之柄秦，用此道也。夫其说固自有此种道理。故人之生性刻急而速于就功者，不觉入于其中。然言法立而行私是与法争者是矣。至以尊贤为贤与君争者，是何等语耶？李斯信之，遂启坑儒之祸。呜呼，此所谓以学术杀天下者，非耶。
余观慎子之书，亦有切实最关于治理处。其言曰，投钩分财，投策分马，非以钩策为均也。欲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恶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也。故蓍龟，所以立公言也。权衡，所以立公正也。书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真可谓善于言名者矣。
《文子》曰：川广者鱼大，地广者德厚。其言博大，不专于刻急。
又曰：水虽平必有波，衡虽正必有差。
《文子》曰：文子问老子，法安所从生，曰：法生于义，义生于众，应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乎人间，反己自正。其说甚平，名法之近道者。
世又有五子，盖鬻子、关尹子、尹文子子华子、鹖冠子是也。鬻熊是文王师，但其书不似周初人语，或者是伪书也。
太史公之论《韩非》曰：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可谓深得韩非之要矣。
韩非病治国者不务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廉直不容于邪枉。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难”五十五篇，十余万言。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说难”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游，死不恨矣。”
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夫敬卿本儒术，而二子俱以名法显，竟以刻急自灭其身者，何也？或者得志之后，遂大背其师说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