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四月癸卯，给事中赵君锡奏：『苏轼乞外任，遂除杭州。轼之丈追攀六经，蹈藉班、马，知无不言，故壬人畏惮，为之销缩，公论倚重，隐如长城。使之在朝，用其善言，则天下蒙福；听其谠论，则圣心开益；行其诏令，则四方风动。伏望收还轼所除新命，复留禁林，仍侍经幄。』戊申，诏：『应进士不兼试诗赋人，许依旧法龋应于本经外增治一经，增试一场；《论语》、《孟子》分两场试。』壬子，先是，知汉阳军吴处厚言：『蔡确昨谪安州，不自循省，包蓄怨心，作《夏中登车盖亭绝名》十篇，内二篇讥讪尤甚。其诗云：「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右讥讪朝廷，情理切害。按唐郝处俊封甑山公，上元初，高宗多疾，欲逊位武后，处俊谏曰：「昔魏文帝着令，不许皇后临朝。
今陛下奈何欲身传位天后乎？」由是事沮。臣窃以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蔡确不思于它而思处俊，此其意何也？又云：「喧豗六月浩无津，行见沙洲东两滨。如带溪流何足道，沉沉沧海会扬尘。」言海会有扬尘，时人寿几何，尤非佳语。沧海扬尘事，出葛洪《神仙传》，此乃时运之大变，不知确吟诗托意如何？』诏令蔡确开具因依，实封闻奏，乃令委知州钱景阳缴进蔡确元题诗本。戊午，礼部言：『经义、诗赋，进士听习一经，第一场试本经义二道、《论语》或《孟子》义一道，第二场赋及律诗一首，第三场论一首，第四场子史时务策二道。经义进士并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周易》、《公羊》、《谷梁》、《仪礼》为中经。愿习二大经者听，即不得遍占两中经。其治《左氏春秋》者，不得以《公羊》、《谷梁》为中经。第一场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第二场本经义三道、《孟子》义一道，余如前。并以四场通定高下去留，不以人数多寡，各取五分，即零分及元额解一人者，听取辞理优长之人。』从之。丙寅，诏兖州至圣文宣王庙置教授一员。
五月辛未，着作郎范祖禹为右谏议大夫兼侍讲。祖禹上言：『古先明王欲治天下，先正其本，在于人君一心而已。天下治乱出于君心，君心一正，则万事无不正。若皇帝圣心晓然，明于邪正是非，它日众说不能惑，小人不能进，则万事定矣。』癸酉，御史中丞李常为兵部尚书，盛陶为太常少卿，中书舍人曾肇为给事中。常与陶皆坐不言蔡确也。右司谏吴安诗论肇教彭汝砺救确而不自言，其奸乃过于汝砺，肇寻亦坐左迁。辛巳，诏蔡确责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禄卿、分司南京。丙戌，蔡确既责，梁焘、吴安诗、刘安世以为责轻，傅尧俞、侍御史朱光庭相继论列。范祖禹言：『确之罪恶，天下不容。伏乞处以典刑，重行窜谪。』独范纯仁、王存以为不可。纯仁上疏云：『陛下临御以来，政化清明如青天白日，无轻氛薄翳；道德纯备如精金美玉，无纤瑕小疵。今以一蔡确之故，烦朝廷行稀阔之刑，天下久安，人所罕见。必生疑骇。』丁亥，诏蔡确责授英州别驾、新州安置。吕大防及刘挚等初以确母老，不欲令过岭，太皇太后曰：『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大防等遂不敢言。纯仁退，谓大防曰：『此路荆棘七八十年矣，奈何开之？吾侪政恐亦不免耳。』李常罢新除兵部尚书，出知邓州，坐不言蔡确，为谏官所攻也。彭汝砺依前朝奉郎[4]、知徐州，坐营救蔡确，并不草确与盛陶等责词，故黜之。曾肇为宝文阁待制、知颖州，亦坐谏官有言也。是日，诏丁忧人邢恕候服阙日，落直龙图阁，降授承议郎、添差监永州在城盐仓兼酒税。先是，恕自襄州移河阳，专抵邓州见蔡确，相与谋日者所造定策事。及司马康赴阙，恕特诏康道河阳，因劝康作书称确，为它日全身保家之计。
康与恕同年登科，又以恕出其父光门下，信之，作书如恕言。恕本意必得康书者，以谓司马光之子云尔，则确定策事可取信于世。既而梁焘自潞州以左谏议召，恕亦要焘出河阳，既至，恕连日夜论确定策功不休，且以康与确书为证，焘不悦。会吴处厚奏确诗，焘因是遂与刘安世等共请诛确。确既贬窜，恕亦坐责。康初欲从恕招，邵雍之子伯温谓康曰：『公休除丧未见君，不宜先见朋友。』康曰：『已诺之矣。』伯温曰：『恕倾巧，或以事要休公，公休若从之，则必为异日之悔矣。』公休，康字也。及焘等论确、恕罪，亦指康书。诏令康分析，康乃悔之。梁焘言：『范纯仁无爱君报国之诚，有挟邪朋奸之迹。近者蔡确怨望作诗，乃出死力以主张，文奸言以辨解。』刘安世言：『范纯仁略无经国之志，惟有朋奸之心，显助奸慝，极力救解。』吴安诗言：『王存亦尝助纯仁救蔡确。今纯仁理当黜罢，王存亦不可独免。』
六月甲辰，宣制，以范纯仁依前官为观文殿学士、知颍昌府。王存为端明殿学士、知蔡州。太皇太后曰：『谏官言纯仁党确，则恐不然，但所见偏缪耳。』又曰：『王存殊无执守，前日为范纯仁所目，便留身同救蔡确。』
邵伯温论曰：『公卿大夫当知国体，以蔡确奸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尝为宰相，当以宰相待之。范忠宣公有文正公余风，知国体者也，故欲薄确之罪。言即不用，退而行确词命，然后求去，君子长者仁人用心也。确死南荒，岂独有伤国体哉？刘挚、粱焘、王岩叟、刘安世忠直有余，然疾恶已甚，不知国体，以贻后日缙绅之祸，不能无过也。一吴处厚，以前宰相诗为讥谤，非所以厚风俗，罪之可也。蔡确故人臣，不可以愧其心可也。朝廷当治确及其党妄贪定策之功，使诬罔之迹晓然，以诏天下后世，罪其造谋者可也，诗不当罪也。呜呼！绍圣初，亦贤者可以有为之时也，而用章惇之凶暴，蔡卞之奸邪，一时轻躁险薄之徒皆进，使宣仁被谤，哲宗致疑，离间骨肉，祸患几五十年不解，卒致边境之乱，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