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画论汉以先，对于图画艺术上之评论，惟齐王容易鬼魅而难犬马之对。至汉，研究图画者日多，而艺术上评论，则亦罕闻。刘安之言曰：“寻常之外，画者谨毛而失貌。”（高诱注曰：“谨悉微毛，留意于小，则失其大貌。”）张衡之言曰：
“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或谓二子之言不过取喻于画，非绝对的用艺术上之眼光相评论。然于画图之学理固甚有合也。夫汉代绘画之应用，既含礼教化，而偏于人事之实际；赏鉴之风未开，审美之力殊浅，故论画著作，绝少流传；然较之往代，已稍见曙光。刘、张所论，以其质量言，都无足奇；然在史家以时代眼光观之，则以为论画之发端，甚有记述之必要也。
◇宗教化时期
魏晋之画学魏曹丕篡汉称帝，建元黄初，与吴蜀并峙，是为三国。及魏灭蜀，司马炎又篡魏并吴，而一中国，是为晋。传四主，凡三十七年，而晋室遂东。江北悉为诸胡所割据，晋则偏安江左，复传十一主，凡一百有四年而亡。盖自魏黄初庚子至东晋恭帝元熙己未，即纪元二二年至四一九年，凡一九九年间，干戈扰攘，礼教不讲，人心多疾时厌世，宗教因之勃兴，绘事亦受其化焉。
第九节概况三国虽杀伐相仍，号称乱世，而王室士族之好尚绘画，较之汉代，有加无减。
盖汉代绘画，虽极富美，以累代帝王用以章饰典制，奖崇风教之故。及其敝也，致一般画家思想，被礼教所囿，只从事关于激扬礼教之制作，无有能出新立异、别开生面者。自三国鼎分，海内骚然，魏武提倡恶风，吴蜀亦奖励权术，于是礼教之防破，人情风俗为之大变，绘画思想亦随之解放。帝王士夫，往往以画寄兴。
魏之曹髦，吴之孙权，蜀之诸葛亮、张飞，要皆雅好绘事，间有图画。而魏人杨修、桓范，吴人曹不兴、赵夫人，尤为著名。至于晋，则荀勖、张墨、王、史道硕，世称大家。而王逸少、谢安石等，亦皆能画。盖绘画之风习，往往以时事为背景，由三国而两晋，画家思想，既不复为礼教之制作所囿；又其时同为我国历史上纷争之期，——三国，为汉族与汉族相争；两晋，为汉族与诸胡相争；兵戈纵横，杀伐无已。在上而当其事者，既力疲于运筹决胜之艰难，皆欲有所自遣；在下而受其害者，又恨切于乱离死亡之频仍，亦欲有所自慰；于是相率而逃于清静。在三国，则承两汉重视方士之余，而尚老庄；在两晋，则因三国好老庄之弊，而尚清谈；而东晋臣民，举目有河山之异，抱厌世观念者尤多。其结果，乃促成宗教之勃兴，而绘画即受其影响，随宗教而发扬其异彩。故就当时画材论，虽以人物画为最流行，而人物画中已见道释画之渐盛，或画作卷轴，以供礼拜，或画于寺壁，以助庄严。其时画家，要皆能作带宗教色彩之图画，其最著者，吴有曹不兴，晋有卫协。卫协以后，佛画益风行，大有代经史故实画而大盛之势。盖信奉佛教者，多供养之为对象；而寺壁之装饰，又在在需此类绘画也。不宁惟是，自晋室南渡后，因地理学术之关系，绘画思想，益以革新。如卫之弟子有顾恺之者，相继崛起，兼擅佛画，及其他人物画，更别出心裁，为山水传真。于是山水画，始由人物画之背景脱胎而出，独立成门，实为我国绘画进步史上开一新纪元。
且三国两晋，为君主者，整军经武之不暇，虽或雅好绘画，亦不与以有力之提倡，所谓画家，如卫协、顾恺之等，虽为士夫，要皆不受帝王之豢养；其自由制作，亦非独供帝王之玩赏；前代为贵族独占之艺术界，遂被打破，亦可记之事实也。
兹举其要点而概论之。
道释画之渐盛自汉以来，佛教已流传中国，历三国而两晋，上而君主，下而士庶，信仰佛教者，代有其人。盖自魏朱士行始为沙门，西行求法后，踵而起者，如晋之竺法护、法显等，不下数十人。其由西域挟高僧而归，则如佛驮、跋陀罗等，皆为时人所信敬。于是建佛寺，画佛像，而其所以庄严佛相者，自不能无相当之佛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