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这种心情的原因，徐志摩在文中说得很清楚，那便是“人情”，这种“人情”
甚至使被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洗礼过的徐志摩对“体即是用，离了体即没有用”的科学说法表示怀疑。与此同时，他又似乎悲哀于人的情意的传达受制于肉体的羁绊：“隔着这肉体的关系，她的性灵不再能与她最亲的骨肉自由的交通……这才是可怜，这才真叫人悲哀哩！”
“离她（奶奶）起病的第十一天”是这种马拉松式的精神折磨的终点。一声尖锐的喊声使人从种种期望的云端一下子坠落到了绝望的地狱，“仿佛是一大桶的冰水浇在我的身上，我所有的毛管一齐竖了起来。”时间仿佛在这里停止，作者的脑海里呈现一片茫然的空白，是不相信？是解脱？是悲哀？是绝望？恐怕兼而有之。茫然之余，“我”
踉跄奔到床前，看到了祖母“生命最集中的灵光”，这最后的一幕深深地烙在徐志摩的脑海中，以致于事后，他将款款思念之情融入笔端，或工笔细描、或重彩渲染、或大笔写意，画出了祖母一生中最美的色彩。这种精致、生动而形象的描写只有那种心怀刻骨铭心之爱者才能为之，这其中恐怕绝非仅仅凭笔力就可以，更重要的，还是感情。
人们常说，徐志摩是新诗人中最善于创造罗曼蒂克的情爱氛围的情歌手，同样，他也是最善于创造凄凉、哀婉意境的悲吟诗人。
当然，《我的祖母之死》并非纯粹意义上的悼念文字。散文这种体裁的自由、宽泛，不受内容、格律限制的特性给徐志摩这匹神思飞扬的“野马”以纵横驰骋的天地。他似乎从不约束和羁绊自己情感的任意呓发，他完全以感情的眼光体验世界，又借助外界的事物来表达自我的心绪和情感。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不能受徐志摩散文文本表层意义的盅惑，而更应深潜入其情感指向的内核。事实上，亲眼目睹了祖母从生到死这一幻灭过程的徐志摩不自觉地陷入了生与死的冥想。
文章一开头就借用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的诗来切入生与死这一主题的讨论。徐志摩认为，孩童的一言一行都显得内外明彻、纯任本然，光明洞澈、澄莹中立，“没有烦恼，没有忧虑，一天只知道玩，肢体是灵活的，精神是活泼的”（《卢梭与幼稚教育》）这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体验到生的烦恼与死的恐惧。
有关孩童的讨论与文章的中心有何联系呢？我们知道，1923年的徐志摩正处于他情感的“蜕变期”（19231924）。他在“冲动期”（19211922）所营构的绝对乐观、积极入世“宁馨儿”般的乌托邦理想很快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遭受幻灭的必然命运。以故，疲惫的徐志摩在文中流露出对这种单纯的儿童生活的向往，自然是不足为奇的。然而，迷恋于纯朴的童心世界毕竟只能是一时的情感的避风港，毕竟“过去的已经过去”（《卢梭与幼稚教育》），如果不积极地体验生命，而沉溺于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那“只是泄漏你对人生欠缺认识……是一种知识上的浅陋。”（同上）这对于以“生命的信徒”（《迎上前去》）自居的徐志摩是不屑为之的。
因此，沿着这条线索，我们就比较容易掌握徐志摩在文中的情感脉胳：他不愿让自己苦心经营的生命支点轻易地毁灭，他似乎竭力将自己从悲观绝望的深渊中拯救出来，所以他在痛苦地等待、茫然地期盼、歇斯底里的挣扎：“这浮动的水泡不曾破裂以前，也得饱吸自由的日光，反射几丝颜色”，“我只能说我因此与实际生活更深了一层不但死是神奇的现象，不但生命与呼吸是神奇的现象……”他似乎要开掘和深化人类生命特有而神奇的心理世界。
需要指出的是，徐志摩在此所作的种种努力，只不过是“在绝望的边缘搜求着希望的根芽”（《迎上前去》）事实上，从康桥温馨典雅的文化环境中孕育出来的徐志摩是难以接受满目疮痍、卑污苟且的旧中国现实的，阴云已在徐志摩心头蔓延、内心已对生命充满怀疑，昂扬乐观已化为激愤、信心已在动摇。他只得用叔本华的生命哲学为武器，竭力阻挡“暮气”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