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市区的外交部门前向他告别的，当时我没有料到那竟是诀别。后来，我从照片上认出，我们一起坐车行驶过的那条街正是不久之后暗杀者伏击我们那辆小轿车的街。仅仅是侥幸，我没有成为那场不幸历史事件的目击者，所以我事后对那一悲剧事件感到更痛心、印象更深刻，随着那一悲剧的结束，德国的不幸、欧洲的不幸也就开始了。
那一天，我已经在威斯特兰。数以千计的疗养旅客正在海滨轻松地游泳洗澡。一支乐队就象宣布弗朗茨费迪南被暗杀消息的那一天一样，依旧为无忧无虑消暑的人们演奏着音乐。突然，送报人象自色的信天翁似的越过林荫道奔来，一边高喊着：瓦尔特拉特瑙被暗杀！人们惊慌失措，全国震动。马克一下子迅速贬值，一直跌到用数以兆计的疯狂比例来进行计算为止。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真正混乱的局面现在方才开始。我们奥地利先前通货膨胀的比例在达到一比一万五千时，就认为已经十分荒唐。而现在和德国的通货膨胀比例一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儿戏。如果想把那次通货膨胀的细节和那些难以置信的事例叙述出来，那简直需要写一本书。而且这本书在今天的人看来，好似童活一般。我曾经历过那样的日子：早晨用五万马克买一张报纸，晚上就得用十万马克。必须兑换外币的人只好按钟点分几次兑换，因为四点钟的兑换比价可能要比三点钟多好儿倍，五点钟的兑换比价又可能比六十分钟以前多好儿倍。例如，我给我的出版商寄一部我写了一年的手稿，为了保险起见，我要求立刻预付一万册的稿酬；可等支票汇到，面值还不够顶一星期前寄稿件的邮资；电车票是用百万计算的。从帝国银行运到各银行去的纸币，要用卡车袋载。而且十四天以后我在排水沟里见到面值十万马克的钞票：那是一个乞丐看不上限而扔掉的。一根鞋带比先前的一只鞋还要贵，不，比拥有两千双鞋子的一爿豪华商店还要贵；修一扇打碎的玻璃窗比以往买整幢房子还要贵。一本书的价钱比从前一家拥有几百台机器的印刷厂还要高。用一百美元可以买到库尔菲尔斯滕达姆林荫道上一排六层高楼。几家工厂的价值不会高出过去买一辆手推车的价钱。刚刚成年的男孩在港口检到被人遗忘的一箱肥皂，就可以坐着小轿车兜几个月风，因为只要每天卖出一块肥皂，就可以生活得象贵族一样。而他们的父母，从前是富人，现在却成了乞丐，步履艰难地四处行走。送报纸的人现在盖起了银行大楼，他们在各种外汇兑换中发了横财。他们中间的佼佼者便是那个名叫施廷内斯的大赢家。
他利用马克贬值的时机，扩大自己的信贷，而自己只买进矿山和轮船、工厂和股票、城堡和农庄；但实际上所有的东西都未花钱，因为每一笔钱，每一笔贷款最后都等于零。不久，四分之一的德国掌握在他的手中。德国人总是对看得见的成就洋洋自得，于是他们竟把他当成一个天才人物热烈欢呼。这当然很不正常。成千上万的失业者到处都是，他们举着拳头向黑市商人和坐在豪华小轿车里的外国人挥舞，因为那些人会把整条街的东西买下来，连一盒火柴都不剩；凡是会识字和能写字的人都做起买卖来，搞投机倒把和想法赚钱，而且心中都感觉到：他们大家都在互相欺骗，同时又被一只为了使国家摆脱自己的负债和义务而蓄意制造这种混乱局面的隐蔽黑手所欺骗。我自信对历史比较熟悉，但据我所知，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与此类似的疯狂时代，通货膨胀的比例会达到如此之大。一切价值都变了，不仅在物质方面是如此；国家的法令规定遭到嘲笑；没有一种道德规范受到尊重，柏林成了世界的罪恶渊薮。酒吧间、游艺场、小酒馆如而后春笋般地出现。相比之下，我们在奥地利见到过的那种混乱局面只不过是群魔乱舞的小小前奏，因为德国人把他们的自己全部热情和有条不紊的作风都搞颠倒了。穿着紧身胸罩、涂脂抹粉的青年人沿着库尔菲尔斯滕达姆林荫道游来逛去，还不仅仅是有职业的青年人；每个中学生都想挣点钱，在昏暗的酒吧间里，可以看到政府官员和大金融家不知羞耻地在向喝醉酒的海员献殷勤。纵然斯韦东的罗马也没有见过象柏林那种跳舞会上穿着异性服装的疯狂放荡场面。成百名男人穿着女人的服装，成百名女人穿着男人的服装，在警察的赞许目光下跳着舞。在一切价值观念跌落的情况下，正是那些迄今为止生活秩序没有受到波动的市民阶层遭到一种疯狂情绪的侵袭。年轻的姑娘们把反常的两性关系引以为荣，在当时柏林的任何一所中学里，如果一个女孩子到了十六岁还是处女，就会轻蔑地被看作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每个姑娘都愿意把自己的风流韵事公开张扬，而且觉得这种风流事愈带有热带的异国情调就愈好。可是这种充满激情的性爱最令人反感的是它的可怕的虚伪性。其实，这种随着通货膨胀而迸发的德国人的恣意纵欲无非是一味追求时髦而已；从那些出身正派的市民家庭的年轻姑娘们身上可以看出，她们本来是宁愿把头发简单地分两边梳开，而不愿梳个光溜溜的男人发型，她们原本喜欢用小勺吃奶油苹果馅饼，而不愿喝烈性白酒；可是到处使人感觉到每天令人头痛的通货膨胀简直象发疯—样。全国人民都已无法忍受；被战争弄得满目疮痍的整个国家，实际上都在渴望秩序、平静、安宁和法纪。而且整个民族都在暗中憎恨这个共和国。这倒并不是因为共和国压制了那种放纵的自由，而是恰恰相反，共和国把自由放得太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