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使人感觉到世界大倒退的，大概莫过于限制人的行动启由和减少人的自由权利。一九一四年以前，世界是属于所有人的。每个人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在那里待多久就待多久。没有什么同意不同意，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当我今天跟年轻人叙述我一九一四年以前去印度、美国旅行的那些事情时，我总是高兴地看着他们一再流露出惊奇的神情，那时候不用护照，或者根本没有见过护照。人们上车下车，不用问人，也没有人问你，今天要填的一百多张表格，你一张也不用填。那时候没有许可证，没有签证，更不用说刁难；那些国境线只不过是象征性的边界而已，人们可以象越过格林威治的子午线一样同样无忧无虑地越过那些边界线，而今天由于大家互相之间那种病态的不信任，海关官员、警察、宪兵队已经把那些边界变成了一道铁丝网。一直到一次大战后，由于民族主义作祟，世界才开始变得失常。而且，作为第一个看得见的现象，也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精神瘟疫，是对外国人的仇视：仇视异族人或至少是害怕异族人。人们到处抵制外国人，驱逐外国人。早先对付罪犯的一切侮辱手段，现在都用在每一个在旅行前或正在旅行的旅客身上了。那些旅客一定得交出左面、右面、侧面、正面的照片；头发要剪短到看得见耳朵，还必须留下指纹，起初只需要拇指，后来是所有十个指头，此外，还要出示许多证明，健康证明，注射防疫针证明，警察局证明，推荐信，还必须能够出示邀请信和亲戚的地址，必须有品行鉴定和经济担保书，还要填写、签署一式三四份的表格，要是那一大堆表格中缺少了哪怕一张，那么你也就丢失了自己。
看来都是些小事情。一开始我也觉得是些不值一提的琐事。可是由于那些毫无意义的琐事，我们那一代人也就毫无意义地浪费了不可挽回的宝贵时间；如果我今天总算起来，我在那几年里填了不知多少表格，在每一次旅行时写了不知多少声明、税赋说明、外汇证明、过境和居日许可证明、申报和注销，我在领事馆和官署的前厅里站立了不知多少小时，坐在不知多少官员面前—他们有的和蔼、有的并不友春、有的无聊、有的过于热情，我在边境线经历了不知多少搜查和盘问。后来我才感觉到，人的尊严在我们这个世纪里失掉了多少呵。我们年轻时曾虔诚地梦想过我们这个世纪会成为自由的世纪，成为世界主义即将到来的时代，可是那些非生产性的、同时又侮辱人格的繁文缛节浪费了我们多少生产、多少创作、多少思想呵！因为我们每个人在那几年里用了更多的精力去研究那些官方的规定，而不是去研究文学艺术书籍。在一座陌生的城市、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不再象往昔那样，第一条路是通往那里的博物馆、风景区，而是去领事馆、警察局领取居住许可证。过去，当我们这些人坐到一起，常常是谈论波德菜尔的诗或热烈地讨论一些问题，现在，我们突然发现自己谈论的是被盘问的情况、许可证的情况，打听是否要提出申请长期签证还是旅游签证；结识一个可以便你缩短等候时间的领事馆的小小女官员在最近十年里要比和一个托斯卡尼尼或者一位罗曼罗兰结成友谊更为重要。人们得始终凭着天性知道，人是客体而不是主体，我们没有什么权利，一切都只是官方的恩赐。人们不停地受到盘问，登记，编号，检查，盖章。时至今日，我，作为一个出生于比较自由的时代、不接受教训的人，作为一个梦想的世界共和国里的公民，还一直觉得我的护照上的每一个图章犹如犯人额上的一个烙印；每次盘问、每次检查犹如一种侮辱。那是一些小事情，始终只是一些小事情，我知道那是在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比货币的价值跌落得更快的时代里的小事情。不过，只有当人们紧抓住那些小小的症状，往后的时代才能将正常的精神状态和精神失常的临床表现记录下来，那种精神失常笼罩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我们这个世界。
我大概从很早开始就放纵惯了。我的敏感大概也由于近几年来激剧的变化而渐渐受到过分的刺激。任何一种流亡形式的本身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种平衡的破坏。如果人失去了自己立足的土地—这也必须要自已经历过，才能理解，人就挺不起腰板，人就变得越来越没有把握、越来越不相信自己。我坦率承认，自从我不得不靠外国人身分证或者护照生活的那天起，我就从未觉得我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和原来的我、真正的我相一致的一点天性永远被破坏了。我变得比原来的我谨小慎微多了，我—早先的一名世界主义者—今天时时有这样的感觉，仿佛我现在一定要对每一口被我这个外国人吸走的空气特别感恩戴德似的。我心里自然很明白，我知道这种奇怪的想法是荒谬的，可是什么时候理智能战胜自己的感情呢！我几乎用了半个世纪来陶冶我的心，让我的心作为一颗世界公民的心而跳动，但无济干事。
在我失去我护照的那一天，哦已经五十八岁了，我发现，一个人随着祖国的灭亡所失去的，要比那一片有限的国土多。
但并非我一个人有这样的不安全感。动乱不安开始渐渐遍及整个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