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希特勒入侵奥地利那一天起，政治局势始终不明朗。在英国，那些曾经悄悄地为希特勒开辟道路、希望能以此来换取自己国家和平的人，现在开始变得慎重了。从一九三八年起，在伦敦、巴黎、罗马、布鲁塞尔、在所有的城市和乡村都不再有什么议论，不管那些议论的话题开始多么偏僻，但最终都要说到那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即是否可以以及怎样才能避免或至少推迟战争。当我今天口顾战争恐惧在欧洲不断上升的那几个月，我只记得总共只有两三天的时间真正有信心，在那两三天里，人们再次、也是最后一次有这样的感觉：阴云总会稍散，人们又会象往常一样和平、自由地呼吸。奇怪的是，那两三天正是今天被认为是近代史上最糟糕的日子：那就是张伯伦和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谈的日子。
我知道，今天人们很不愿意回忆那一次会谈，在那一次会谈中张伯伦和达拉第自投罗网，向希特勒和墨素里尼投降。可是由于我要在这里忠于事实的真相，我得说，每一个在英国经历了那三天的人当时都觉得那次会谈好极了。只是到了一九三八年九月最后几天，局势才令人绝望。张伯伦刚刚第二次从希特勒那里飞回来。几天之后人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张伯伦到那里去，是为了在戈德斯贝格毫无保留地同意希特勒以前在贝希特斯加登向他提出的要求。可是希特勒在几个星期前还能感到满足的事，现在已填不满他的欲壑了。缓靖政策和争取再争取的政策可怜地失败了。在英国的轻信时期一夜之间结束了。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欧洲只有这样的选择：要么在希特勒的无法改变的权力意志面前屈服，要么用武器同他对抗。看来英国下决心豁出去了。人们不再对备战保持缄默，而是公开示威。工人们忽然出现了，他们在伦敦的公园里、在海德公园、摄政工公园，特别是在德国大使馋对面筑起了防空洞，以对付轰炸的威胁。舰队也作了战时准备，总参谋部的军官经常在巴黎和伦敦之间飞来飞去，以便共同制订最后措施。开往美国的船只挤满了外国人，他们想及时到达安全地带，自一九一四年以来，英国尚未有过这样的觉醒。人们走起路来显得更加严肃和沉思。大家眼望着房屋和繁华的街道，心里暗暗想着：炸弹会不会明天就落在它们上面人们在屋内围着收音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收听晚间新闻。笼罩着全国的可怕的紧张气氛一直留驻在每个人的身上、虽然看不见，却能感觉到。
接着召开了那次有历史意义的国会会议，张伯伦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说，他曾再次努力，试图和希特勒达成协议，并且再次，即第三次向希特勒建议，为了拯救受到严重威胁的和平，他愿意到德国任何一个地方去会见希特勒。
但对他的建议的答复尚未到达。接着，正在举行会议期间—安排得太戏剧性了—回电来了，电报说希特勒和墨素里尼同意在慕尼黑共同举行一次会议，在那一瞬间—在英国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英国国会失去了控制。议员们跳将起来，喊叫着，拍着手，大厅里响彻了欢笑声。多少年来，在那庄严的大厅里，还从未象当时那样爆发出如此欢乐的情绪。从人的感情角度说，那是一出精彩的戏，为拯救和平的那种纯真热情是怎样战胜英国人在一般情况下表现出来的那种老成持重的。但从政治角度说，那种欢乐情绪的爆发是否个绝大的错误。因为国会仍国家通过那样无忧无虑的欢呼，暴露出它对战争是如何深恶痛绍，为了和平，它非常愿意作出一切牺牲、放弃自己的利益、乃至自己的成信。所以，张伯伦从一开始就是那样一个人，他去慕尼黑并不是为了赢得和平，而是为了乞求和平。但当时还没有人预料到，面临着怎样的投降。所有的人—我不否认，也包括我自己—都认为，张伯伦去慕尼黑是为了谈判，而不是为了投降。然后，焦急等待的两三夭来到了，啊，三天的时间，在那三天里，整个世界仿佛停止了呼吸。在公园里，人们挖着壕沟，兵工厂忙个不停，有的地方架起了防卫的大炮，防毒圃具也分发完毕，疏散伦敦的孩子也已作好安排，还做了很秘密的准备，有的人不理解那些准备，但每个人都知道那些准备是针对谁的。早晨过去了，中午、晚上过去了，深夜过去了，人们等待着报纸，细听收音机里发出的消息。一丸一四年七月的那一刹那又重现了，人们忧心忡忡地、精神恍惚地等待着成还是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