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八年中学期间，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发生了一件纯粹属于个人的事：我们从十岁的孩子渐渐长大成为十六岁、十七岁、十八岁具有男性特征的年轻小伙子，那种自然的本能开始要求得到满足。看来，青春期性的成熟好象完全是个人问题，但每一个正在成长发育的人，却不得不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这个问题斗争。在那情窦初开之际，是完全忌讳在公开场合谈论性问题的；但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青春发育期已超出它本身的范围。它同时导致另一种意识的觉醒。因为性的成熟第一次教会我们以更多的批判意识去观察那个我们曾在其中长大成人的社会世界，去观察它的各种习俗。总的说来，儿童和年轻人都愿意让自己先体面地适应自己生活环境中的各种规范。但是，只有当他们看到，要他们遵守的那些社会习俗也被其他所有的人诚实地遵守时，他们才会去遵守。教师或父母们身上的任何虚伪行为都不可避免地会促使年轻人用怀疑的，从而也是更尖锐的目光来观察他环境周围的人。
而事实上，不用很久，我们就发现我们以前一直寄于信任的各种权威学校、家庭、社会道德，在性这个问题上的表现是极不诚实的，甚至可以说，他们要求我们在这件重要事情上也要鬼鬼祟祟、偷偷摸摸。
因为三、四十年前关于这类事情的想法和我们今天的世界完全不同。在社会生活中，或许没有一个领域有象两性关系那样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内发生如此全面的变化，这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妇女解放运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体育运动的发展、青年一代的自主独立等。十九世纪的市民道德，基本上是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如果想区分它和我们今天流行的更为自由、更为无拘无柬的观念有什么不同，那么也许首先应该看到这样一个具体状况：那个时代由于感觉到自己内部的不太平而小心翼翼地回避性问题—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而在人们尚且真诚信奉宗教的更早时代，尤其是在严格的清教徒时代，性问题倒反而容易解决。中世纪的权威们曾一味深信，官能上的要求乃是魔鬼刺激所致，肉欲乃是猥亵和罪孽。他们正是本着这种信念对待性问题。他们用粗暴的禁令、残酷的惩罚—尤其是在喀尔文教的日内瓦—贯彻自己僵化的道德观念。而到了我们那个世纪，就不同了。
那是一个早已不信魔鬼，甚至也不太信神的宽容时代，因此也就不敢再采取这样一种极端的革出教门的严厉手段。不过，我们那个世纪仍然觉得性问题是一种造成不太平的乱世因素，是和当时的伦理不根容的，所以也就不可以让性问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为除了婚姻之外的任何形式的自由爱情，都有悸于资产阶级的所谓正派作风。鉴于这种矛盾，我们那个时代发明了一种特殊的折衷办法。那个时代的道德规范虽不禁止年轻人过自己的性生活，但却要求年轻人以某种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处理这种难堪的事。既然性问题已不能从这个世界上消除，那么至少应该让它在社会风气范围之内看不见。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默契：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庭里，以及在公众场合，都不谈论这个令人不快的情结，把能引起想到性欲存在的一切念头都压抑下去。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谁想有意识地去压抑自然的情欲冲动；情欲并不因此而消失，只不过危险地进入潜意识罢了。所以我们今天很容易对当时那种无师自通的遮遮掩掩的愚蠢伎俩哑然失笑。但是十九世纪却完全囿于这样一种妄想：以为人能够用理性主义的理智解决一切冲突；以为人把自然的本能藏得越深，自己那种令人烦躁的冲动也就越能得到缓解：以为只要对年轻人从不提起性欲的存在，他们也就会忘却自己身上存在的性欲。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抱着这种通过不闻不问的办法来克制性欲的妄想，共同组成一条守口如瓶的封锁线。学校、教会的牧师、沙龙、司法机关、报刊、书籍、社会风气，原则上都回避谈到任何性的问题；甚至科学—它自身的任务本来应该是对一切问题进行毫无约束的探讨—也以可耻的方式参与这种自然而然的不光彩行径。科学也以研究这类污秽的课题将有失科学的尊严为借口而屈服了。如果我们今天翻阅一下当时的哲学、法学，甚至医学方面的书籍，我们将会一致发现：凡是涉及性问题的地方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那些研究刑法的学者们在学术会议上讨论监狱中符合人道主义的措施以及牢房生活有失道义的内容时，也都害怕触及这个本来是最中心的问题—性欲问题。同样，那些神经科的医生虽然在许多情况下清楚知道某些歇斯底里病状的原因，但却不敢说出真相。我们今天仍可在弗洛伊德的着作中读到，纵然像他所尊敬的老师夏尔科这样的人，也曾私下向他承认，他虽然知道某些病人的真正病因，却从未公诸于世。至于当时的所谓美文学，更是不敢作如实的描写，因为它是专以表现美学方面的美为己任的。在我们之前的若干世纪里，作家们并不怯于提供一幅真实而又广阔的时代文化风貌的画面。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笛福、普雷沃神甫、菲尔丁、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的作品中看到那种对真实情况不加歪曲的描写。可是到了我们那个时代，只允许表现充满感悄和高尚的事，不允许表现使人难堪而又真实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