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人们在十九世纪的文学中几乎看不到对大城市青年一代的各种危险、困惑、阴暗面的反映。即使有一个作家大胆地祝到卖淫，他也必须把它精心美化一番，把女主人公打扮成茶花女。所以我们今天面临这样一种特殊情况：当今天的一个年轻人为了要了解上一代和上上一代的青年人是怎样奋斗终生而去翻阅纵然是那个时代的大师们的长篇小说，如，狄更斯、萨克雷、戈特弗里德凯勒、比昂逊的作品—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除外，他们身为俄国人是站在欧洲假理想主义的对立面的—这时他就会发现，书中描写的尽是一些经过加工、理想化的、温和适中的事件，因为那整整一代人由于时代的压力而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而最能清楚说明这一点的，倒还不是文学本身的这种克制态度，而是那个时代对祖先们的道德观念近乎歇斯底里的迷恋，以及那种今天已难以想象的时代气氛。要不，人们怎么还能理解，象《包法利夫人》这样一部完全实事求是的小说竟会被法国的一家法院视为淫书而公开加以禁止呢怎么还能理解。左拉的小说在我青年时的那个时代竟会被看作是色情文学；陵托玛斯哈代这样一位如此平静、古典主义的叙事文学家竞会在英国和美国引起愤怒的浪潮呢因为这些书籍尽管写得非常节制，还是揭露了不少现实。
然而，我们正是在这样一种令人窒息、不健康的空气中，在这样一种充满香水味而又郁闷得难受的空气中长大成人的。对性一味隐藏和保持缄默，而又违反心理学的虚伪道德。简直像一座大山压在我们青年人的身上。而且由于步调一致的缄默伎俩，在文学和文化史中也就缺乏真正符合当时实情的文献资料，从而也就不容易把那些不足信的事重新加以改正。当然，某种可循的线索还是有的：我们只需看一看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了，因为一个世纪的每种社会风尚，都以它有目共睹的趣味爱好，无意之中显露了那个世纪的道德观念。在一九四○年的今天，当电影院的银幕上出现一九○○年的妇女和男子穿着当时的服装参加社交场面时，欧洲或美洲的任何一座城市或一个村庄的观众都会不约而同地笑个不停—这种现象的确不是偶尔发生。甚至今天最老实巴交的人也会笑话从前那种奇怪打扮，觉得他们简直是滑稽人物，是一群穿戴不自然、不方便、不实用、不符合健康要求的丑角。就连我们这些还曾见过我们的母亲、姑姨、女朋友穿着那种古怪的夜礼服和自己儿童时同样打扮得十分可笑的人，也觉得那整整一代人竞会毫无异议地顺从那种愚蠢的穿戴，简直是一场可怕的恶梦。当时男子的流行打扮是：让人无法稍微松动一下的、笔直的硬高领，燕尾很长的黑札服和会使人联想到烟囱的大礼帽，这已经够可笑的了；可是从前的一位女士的打扮才令人喷饭呢！
穿着那身打扮是既繁琐又费劲，一举一动都极不自然！腰间紧系着一件用鲸鱼须骨制成的紧胸衣，活像马蜂的细腰；下身又穿着鼓起的一口大钟似的肥大裙子；颈脖上的衣领扣得又紧又高，直至下颚；双脚完全是盖严的；梳成无数小曲鬈、螺鬟和辫子的头发高高耸起，上面是珠光宝气、摇摇晃晃的头饰；即便是最热的夏天，双手也都捂在手套里。这种在今天早已成为历史人物的女士虽然香气扑鼻、戴着各种首饰、满身是精细的花边、褶裥、流苏，但仍然是一个值得怜悯和不能自理的不幸之人。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凡是打扮成这种像骑士一般全副武装的女人，再也不可能生气勃勃、轻盈而自由地行动；有了这样一副穿戴，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姿态，以及全身装模作样产生的效果，都显得矫揉造作、极不自然，且不说社交方面的教育，光是这一身女士穿戴：这类夜礼眼的穿上和脱下，程序就十分繁琐，没有别人帮助是根本不可能的。首先，得把背后的无数搭扣从腰身到颈脖全部扣上；让侍女用尽全身力气把紧胸衣系上；让每天来伺候的女理发师用不计其数的发针、发夹、梳子、烫发钳、卷发筒把长长的头发烫成寒曲、梳刷整齐、做成高耸的发型—我想提醒今天的年轻人注意：三十年前，除了几十名俄罗斯女大学生外，欧洲每一个妇女的头发都长到齐腰的地方—然后，再给女士像洋葱皮似的一层一层地穿上衬裙、紧身内衣、上衣和短上衣，一直把她打扮到自己身上的最后一点女人气息完全消失为止。然而，这种毫无意义的事，实际上是有它心照不宣的含义的：一个女人的线条应该通过这样的加工处理完全掩饰起来，以致一个新郎在婚礼的宴会上也无法预料自己身旁的未来生活伴侣究竟是长得挺直还是佝偻，长得丰腴还是瘦瘪，长的是长腿还是弓形腿；那个讲究道德的时代根本不认为这种旨在达到欺骗和适应普遍理想美的目的而对头发、胸脯以及身体其他各部位进行人为的矫饰是不允许的。一个女人愈想成为一个女士，就愈不应该让别人看出她的自然形态。其实，带着这种明显目的的社会风尚，无非是为那个时代的总的道德倾向效劳，因为那个时代主要关心的是，掩盖和隐藏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