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对资产阶级世界的一个年轻人来说，究竟有哪些泄欲的途径呢这个问题在所谓下层社会的各个圈子里是不成其为问题的。在农村，一个长工在十七岁时就和一个侍女睡觉，而且一旦这种关系有了后代，往后也就无所谓了。在我们阿尔卑斯山的大多数村庄里，未婚同居生的孩子远远超过结婚生的孩子。在无产者中间，一个工人在他能结婚以前早已和一个女工同居多次。在加利曾信奉正教的犹太人中间，一个几乎刚刚成年的十七岁小伙子就娶妻成亲，四十岁就能当爷爷。只是在我们资产阶级的社会圈子里才鄙夷这种解欲的方法—早婚，因为没有一个家庭的父亲愿意把自己的女儿托付给一个二十二岁或二十岁的小伙子，认为如此年轻的丈夫尚欠成熟。这里也再次暴露了一种内在的虚伪，因为资产阶级的年历和自然的年历根本不一致。从身体的自然发育来看，十六、七岁已经成年；但对社会来说，年轻男子只有当他获得社会地位以后才算成年，而这在二十五六岁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在身体的实际成年和在社会上的成年之间产生了六年、八年或者十年的人为间隔。在这段时间里，一个年轻男于不得不自己为泄欲寻找机会或为寻求风流而操心。
但在这方面，当时的时代并没有给他提供太多的可能性。只有极少数特别富有的年轻人才可能享受这种奢侈：赡养一个姘头—也就是说，为她准备一套住宅和负担她的生活费。和一个已婚妇女发生关系—这是当时可以在长篇小说中描写的风流韵事的唯一文学典型，同样只有少数特别幸运的人才能够碰上。其他大多数人是在和小铺子的女售货员和饭店女招待的厮混中使自己的内心略微得到满足。由于当时妇女解放运动尚未兴起，妇女尚未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所以只有极贫穷的无产者出身的姑娘们一方面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另一方面对那种萍水相逢、不打算结婚的两性关系拥有充分的自由。她们衣着寒酸、不修边幅（在那些时代，一间浴室尚属富家的特权），经过十二小时的劳动之后己疲惫不堪。日工资低得可怜。这些穷苦的姑娘在一个狭窄的天地里长大，生活水平要比自己的情人低得多，以致她们大多数人自知形秽而不愿和情人在公开场合露面。虽然当时的社会习俗已事先为她们的窘迫采取了特别措施：设立所谓单间餐室。在那里和一个姑娘共用晚餐是不会被人看见的；至于其他的一切则可以在昏暗的偏僻小街旁的小旅馆里干，那些小旅馆是专为让人干这种事而开设的；但是所有这些幽会都必须仓促进行，而且也缺乏原有美的感觉，与其说是爱情，毋宁说是为了解决性欲。因为干这种事的时候从来都是偷偷摸摸、匆匆忙忙，像是十一件违禁的事。此外，还有另一种可能，即和某个两栖人—一半属于资产阶级一半又不属于资产阶级的人搞两性关系，诸如女演员、女舞蹈演员、女艺术工作者之流，她们是当时唯一解放的妇女。但总的说来，构成当时婚外性生活的基础是娼妓。似乎可以这样说：卖淫是资产阶级社会这座华丽建筑的黑暗的地下室的拱顶，在它上面竖立着耀眼的无瑕门面。
关于卖淫在二次大战前的欧洲广泛蔓延的情况，当今的一代行年几乎已很难想象。今天，我们在大城市的街道上已难得遇到妓女，就象难得在行车道上看到马车一样。可是在从前的人行道上到处都是卖笑的妇女，要躲避她们比找到她们还要难。此外，还有许多非公开的场所，如通宵酒店、歌舞场、备有女舞伴和歌女的舞厅、有性感姑娘应召的酒吧。当时，卖身的女人就象商品一样，按不同的价钱论小时公开出卖；一个男人不用花多少时间和费多少劲，就能把一个女人像一包香烟或一张报纸似的买来，消受一刻钟、一小时或一夜。但对今大的青年人来说，这种当时不可缺少的场所几乎已经自然而然地变得不必要了；而且，把卖淫从我们这个世界清除出去的，并不是警察和法律；这种由假道德造成的悲剧性产物之所以自行消亡—尽管尚有若干残余—是由于对它的需求日益减少的缘故。我觉得，要强调说明当今的生活方式和爱情方式更为诚实和自然，莫过于这样的事实了。
对于当时这种不光彩的事情，国家及其道德观念的官方立场从来都觉得十分尴尬。从社会道德的角度，谁也不敢公开承认一个女人可以有卖身的权利；但从生理需要的角度，又不能没有这种卖淫，因为它能疏导令人烦躁的婚外性欲。于是，那些权威们便自相矛盾地试图求助于把卖淫分为两种的办法：一种是被国家视为不道德和危险而要取缔的暗娼，一种是有营业执照和向国家纳税的合法妓女。一个决心当妓女的姑娘将得到警方的特别许可和一本准予营业的证书。当她把肩己置干警方的监督之下和履行每周让医生检查两次的义务，她就有营业的权利了：把自己的内体以她认为合适的任何价格出租。这种合法的妓女就像其他一切行业一样，被认为是职业，但又并不完全承认—这里恰恰露出了社会道德的马脚。譬如说，一个妓女把她的商品，即自己的肉体卖给了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事后又拒绝支付预先商定的价钱，妓女却无法对他进行控告。她的要求突然之间变成了一种不道德的要求，得不到政府当局的保护—因为按照法律的解释，这种案情是可耻的。